普通中国人是如何发财的？

2018年，电视剧《大江大河》在全国热映，口碑爆棚。这部片子以三个贫穷青年的奋斗历程为主线，观众们透过步步推进的剧情，看着他们考大学、办窑厂、卖馒头、做生意等，一路从底层拾级而上。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逆袭故事，迎合了时代的宏伟叙事，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追捧。

津津有味的观众，不应该忽略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普通中国人到底有多少次改变阶层的机会？

阶层和阶级，历来都是能拨弄群众神经的词汇。在改革开放前，经过多年运动的碾压，中国社会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的格局，对此梁晓声曾经这样比喻：生产力就像一把梳子，在落后的时代，梳齿稀少，只能将人群划分成几个有限的群体。

但扁平只是表面现象，底下早已暗流涌动。1978年前的平均主义和群众运动，碾碎的只是家庭积累的经济资本，而阶层跃迁的另外两个重要的资本——政治资本和知识资本——正在悄无声的沉淀和聚集。这两种压抑多年的力量，将在日后成为撬动阶层分化的重要元素。

197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腾飞的四十年，而中国的阶层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革命导师说过：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在铸造伟大时代的同时，他们自己本身也有7次较大的改变阶层的机遇，应该说中国几千年以来，这样高密度的跃迁时机屈指可数。

四十年过去了，昔日的扁平结构如同被篦子犁过一般，早已层级复杂。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宣泄着固化的焦虑，而那跃迁的秘密却逐渐从大众视野里褪去，隐藏在偷摸开工的乡镇作坊、亟待填补的干部断层、双轨套利的薄纸批文、昼夜不停的印钞水闸等看似不相关的历史细节里。

穿越阶层的秘密和方法，是治愈固化焦虑的良药，看得清昨日是如何发生，才能辨得明未来该怎样前行。

01

第一次： 高考归来

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

——1978年，北岛

1977年10月夜色蒙昧，四川达县钢铁厂，一个名叫罗中立的年轻人在锅炉房劳作了一天后匆忙背起画架，沿着大巴山下的州河，抹黑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去报名参加全国高考。他每次进城都要走河边，大雾聚集。母亲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文革中受到冲击，被剃阴阳头，渴望儿子能够借此改变命运[1]。

这一年，跟罗中立一同参加高考的还有570万考生，比如在黑龙江插队、日后成了国务委员的王毅，和在内蒙插队、后来官至银保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同样参加了这届高考，后来成为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字字铿锵：我们这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媒体更是这样讴歌：1977年，没有冬天。

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在中国历史悠久，这是朝堂和民间之间长达千年的默契。

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就是中国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通道给了天下读书人以希望，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稳定。清末，运行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普通人再想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摆在他们面前最重要的路变成了：考大学。

建国之前，大学在中国是个货真价实的精英事物，各大高校招生都是自己考录。新中国成立后，各校的招生权被逐步收回，先是同一地区联合招生（1950年），再是大行政区统一招生（1951年），最后是全国统一的高考（1952年），一直到1966年被废除，此间15年共招生合计231万人。

1966年，风向骤变。6月11日，以孔丹为代表的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革命学生，察觉到风向的变化，瞅准时机给毛主席写信呼吁立即废除高考。这封信以独特的方式传到最高层，随即便登上6月18日的《人民日报》，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要将高考“扔进垃圾堆里去”。

于是很快，高校招生就变成了“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四条方针。

凡是走“推荐+批准”的路子，葫芦里到底是什么套路，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比如1973年王石从军队复员，来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做工人，彼时他父亲正在柳州铁路局担任领导。工作仅仅一年，王石就脱颖而出，拿到了整个郑州局两个推荐上大学名额中的一个，你说厉不厉害。

1977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抓科教工作。8月份，他组织了有30名科学家参加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武大教授查全性言辞激烈，狂批当时的招生制度并谏言恢复高考，邓小平当机立断，让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追回已经发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组织统一考试。

卷子是抽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的，这种寓意极强的动作令人感慨万千。而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举国青年为之振奋。历史证明，“开科取士”是稳定知识青年的最佳手段。1984年，这批赶上了改变命运第一次机遇的大学生们，在国庆阅兵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

77年~79年上大学的这批人，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在农村都有过摸爬滚打的经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身上都有一股韧劲儿。

十年动乱，国家的人才供应出现了严重断层，干部年轻化成为一个必然趋势。1982年，陈云提出要大量选拔中青年干部[2]：“现在，中央、省、地三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大多数在六七十岁左右。到这些干部成批离去的时候，就将构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现在就要下决心挑选一批四五十岁的人上来。”

这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留下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这几年的大学生，毕业后或供职政府机关，身居要职，或下海经商，终成巨贾，或投身文艺，名扬海内。77届、78届等几批早期上大学的毕业生，逐渐占据了社会最顶尖的资源，政界、学界、商界、文艺界········都有他们的影子。

1977年到79年，三年高考录取人数大约有100万，被称为“百万雄师”，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在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学生仍然是稀缺资源，是社会公认的“天之骄子”，考上大学依然是贫寒子弟阶层跃迁的最简捷的方式。当然，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普通高校已经很难承担阶层跃迁的职能，需要211、985甚至更高的学校，才能有机会改变命运。

昔日挑战制度的韩寒，也在成年后这样写道：“通过教育可以大概率改变命运和阶层这个窗口期的时间不会很长，可能也就几代人……几代人后，社会的阶级基本固化，改变命运就会变得更难了……趁现在，大家都尼玛自然吸气，你赶紧多吸几口，让自己排量大一些吧。”

有一个故事很说明问题：昔日带领一群北京四中高干子弟呼吁废除高考的孔丹（父亲是中央调查部部长），虽然没读大学，但动乱结束后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后来做了中信集团董事长；而当年瞎起哄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毫无背景的农民子弟），则足足坐了15年的牢。

这正如韩寒所总结的：成熟的向上流动通道，寒门子弟应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学别人那样潇洒地弃如敝屣，最终倒霉的都是自己。

02

第二次： 乡镇企业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邓小平，1987年

1980年冬天，一场汽配展销会正在山东胶南县城里的一个破旧体育馆里举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体育馆内冷冷清清，馆外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摊儿前却挤满了人，35岁的鲁冠球正在热情地接待着顾客，正当他扯着嗓子推销着自家产品时，有人从突然楼上泼下一盆冷水，把他们浇了个透心凉。

这是展厅里心生妒忌的同行送给鲁冠球的一个下马威。虽然连脚底破洞的解放鞋都被淋湿了，但鲁冠球依旧开心的嘴不合拢。他们产品的价格比体育馆里的那些“正规国营厂家”优惠足足20%，没几天的光景，就拿到了200多万的订单。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这200万只是一个开始。半个世纪后，鲁冠球手里的这个小作坊，一步步变成了一家民营汽车零配件巨头。从小吃不饱饭的鲁冠球，完成了一个农民到企业家的的人生跃迁。

农民，几千年来都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是食物链的最末端，改变阶层的机会少之又少。

1955年，旨在消灭农民私有制的“合作化”运动兴起，农民加入合作社后集体劳动，吃大锅饭，而后全国兴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风潮，禁止农民自养牲畜、发展家庭副业。这股风潮一致持续到改革开放。生产资料被没收，中国农民传统靠劳动发家致富的可能性，也几乎被消灭殆尽。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8位不堪忍受穷困生活的村民，用生死状撕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一道口子，农村生产力得到释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获得了温饱，但仍然无法改变农民的身份和阶层，此时，一批脑子活的农民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在70年代末80年代中，乡镇企业借势崛起。

早在1969年，鲁冠球就带着同村的6个庄稼汉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在此之前，他进城当过铁匠，开过面粉厂，六年换了7个地方，都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无疾而终。这次，精明的他学了个新办法，他说服了大队干部，让他使用农机修配的招牌，大队给鲁冠球记工分，赚了钱归大队。

到了1979年，脑子灵活的鲁冠球将修配厂转向汽车零配件-万向节，厂子也更名为萧山万向节厂。这时候，计划经济的威严还笼罩在这个国家的上空，社会的主流声音对乡镇企业噤若寒蝉。想要参加汽车展销会却拿不到资质的鲁冠球，想到了开头摆地摊的办法，这就有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

事情在1984年迎来转机。这年，中央下发了4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了乡镇企业的含义和地位。文件中，将农名户办、联户办的企业与原有社队集体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并且提出鼓励三者共同发展，要求各级政府对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同等对待，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

在整个乡镇企业历史上，有两次大的飞跃期：第一次是1984~88年，第二次是1992~95年。到1995年时，乡镇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附加值的的1/3左右，不仅如此，乡镇企业的崛起还解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问题，“到88年前后差不多能达到1700万到1800万”。

除了鲁冠球，今天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一穷二白，面朝黄土背朝天、白手起家的农民企业家案例。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华西村的吴仁宝、横店集团的徐文荣、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温氏集团的温北英······80年代的乡镇企业，给了农民第一次翻身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群体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由农入商”，有相当一部分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完成了阶层跃迁。而随着城镇化接近尾声，这种机遇恐怕也将成为绝响。

03

第三次： 双轨生意

这一场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骆一禾，1989年

如前文所述，家庭三大资本中的知识资本和政治资本，在1978年之前缺乏套现的土壤，但在80年代，政治资本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兑现高潮：价格双轨制套利。

价格双轨制是80年代的一种特殊经济制度。79年后，国家对原材料实行价格管制，同时又允许企业生产自销产品，这就形成了“计划”和“市场”的两个价格。从1984年提出到1989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双规变单轨”，价格双轨制只存在了短短数年时间，却催生了一个一夜暴富的阶层：倒爷。

倒爷们利用关系，拿到计划经济下商品供应的批条儿，用计划内的低价买来，再用计划外的市场价卖出，赚取官方价格和市场价格价差利润，“空手套白狼”。这对于有政治资本积累的部分中国人来说，无疑给了他们一种合法的套现通道，他们疯狂地复制这种倒卖，赚取暴利。

新华社一名记者曾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2]：在天津的一个旅馆里，一个倒腾钢材的“倒爷”将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的另一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名“倒爷”再顺手把提货单卖给第三名“倒爷”，然后第三名又找到第四名……最后提货单还没出旅馆，价格就由每吨700元涨到1600元。

80年代靠倒爷发家的人很多，上到红头批文，下到日用百货，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拿来倒卖牟利的。

比如1988年冯仑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苦于没有经费。临行前，中央体改所给了冯仑1万台彩电的批文作为开办费。彩电当时是紧俏的商品，一纸批文价值不菲。到了海口，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外贸公司老总，外贸公司老总立马拍出了30万元，这批文比支票还好使。

出身交通系统的王石也没闲着。1983年，王石通过从北方倒卖玉米到深圳，在短短几个月内赚到了300万，这是他的人生第一桶金，也是后来创办万科的底子。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冯仑和王石那样“幸运”，同样加入倒爷大军的柳传志，就被骗子骗走了14万，当时他工资每月才104块。

1989年，《党的建设》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讲道：“时下有句顺口溜：辛苦一辈子，不如倒爷一阵子。”

倒爷阶层赚取的暴利，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国家和老百姓。曾经有学者做出估计：因为价格双轨制而流出的财富高达几百亿。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转移，让一整批人完成了原始积累和阶层跃迁。但这场财富狂欢，是80年代社会不公的主要表现，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最终成为诸多事件的导火索。

利用制度的缺陷和窗口进行套利，在90年代还会发生很多次，甚至直到现在，我们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

04

第四次： 九二下海

40年代全民扛枪，50年代全民炼钢，60年代全民备荒，70年代全民下乡，80年代全民经商，90年代都想把大款当当。

——民谣，1990年代

1992年5月，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早晨5点起床，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牙具、一台收音机和几瓶蜂王浆，在贸易市场的街边摆起了地摊。没过一会儿，电视台、工商局、派出所的人就先后赶来，拍摄的拍摄，吆喝的吆喝，一起为“市长摆摊”的这场作秀添油加火。

这场真人秀后来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这位摆摊市长是总设计师的外甥女婿[13]，而后者刚刚在3个月多前，完成了那场影响中国历史的的南巡。

春江水暖鸭先知，看清方向的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1992年南巡讲话结束后，两个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出台，使得1992年成为中国公司的元年。到了10月份，中共十四大召开，“市场经济”被写进党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经商的热潮。

资源丰富、嗅觉灵敏的官员们，成为下海的主力，长长的名单包括：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华泰保险创始人王梓木、中诚信创始人毛振华、爱国者集团总裁冯军、汇源果汁创始人朱新礼、巨人集团创始人史玉柱、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董事长田源、北京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陈东升给他们这群人起了个响亮的名字“92派”，根据统计，1992年体制内官员的下海经商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数量至少有15万。

这批人在下海前，大都在体制内拥有体面的待遇：华泰的王梓木是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汇源的朱新礼是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中诚信的毛振华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担任处长，中坤的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担任副秘书长，建业的胡葆森已经是河南外贸部门的正处级干部……

放弃体制内的舒适待遇，显然是看到了更丰饶的蜜糖之地。比如，92派下海多从事房地产、金融等“政策密集型”的管制行业，巧妙地避免了在纯市场化的行业里厮杀。陈东升后来总结道：“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这句话里，“余威”是关键词。

当然，下海潮并非只属于体制内的官员，也属于普通的知识分子。在1992年前后，复旦大学青年老师郭广昌辞职，成立广信科技咨询公司；北京大学青年老师俞敏洪辞职，成立了北京新东方学校；而34岁的河南舞阳钢铁厂车间主任许家印，也在1992年辞职南下，投入到商海大潮中。

在农民群体于80年代出现大规模“由农入商”之后，知识分子（官员也属于知识分子）也终于挽起袖子投入市场经济。这意味着，1978年前中国的“两阶级一阶层”中，已经有两个群体中率先向“私营企业主”这个新兴阶层转移。在这种大转移中，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自身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