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不可告人的秘密 (2)

刘方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打假人拿着几十年前的法律条文起诉他们，但实际上有更新的法规可以证明他们是合法合规的。往往职业打假人们是广撒网，碰运气打假，看哪个商家先怂先给钱。

刘方见识过最忙的打假人是，“一上午开7个庭，都是他告的商家。”有媒体报道称，不少职业打假人两年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已超过了600件。

他告诉亿邦：“他们还有各种流氓手段，你来了（法院），他们（打假人）就撤诉，过两天他们又起诉，一来二去，商家折腾不起。”

打假人们也深知这一点，他们告诉刚入行的新人们，“下单金额很重要，限度合适就行了，卖家来的话就需要考虑各种费用，还要担心能不能打赢官司。”因为，大多数商家的心理是，如果赔偿金额不大，也就赔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能打折的赔偿金”，是推动商家忍气吞声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商家们的说法，一般情况下，只要打假人要求协商，或者工商调解，都是可以还价的，最夸张的时候，能够在要价基础上打两三折，他（打假人）开口要几千块钱，最后可能就三四百块钱解决了。

余婷就曾遇到过，“开口要七八万，最后一万出头解决的。”在7、8年的创业生涯里，余婷遭遇过十多起打假，她说：“百分之八九十就是私了解决的”。

林正在打假群里也见到过，因“索赔2100元，磨蹭了1个星期，最后300元下车”而发牢骚的打假人。打假群里，师傅往往会教导打假新人：“别贪心，1万元的赔偿金‘吃’70%左右就行了。”

变味儿的职业打假

“以前一年被打假几百次，现在好多了，只有个位数了。”刘方回忆说：“2016年以前，只要他（打假人）去工商举报，大部分一举报他们就赢，最后我们赔钱，闹到法院去，法院也是支持职业打假人的。”

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高院2015年发布的浙江法院《消费者权益保护白皮书》，2010年浙江省法院共受理各类消费者权益纠纷民事案才386件，2014年已达2735件。

可以作对比的是，2010年起诉淘宝、天猫等平台卖家的案件还只是零星出现，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均在100件以下，2014年达到190件。

刘方总结认为，职业打假人找的不是产品的麻烦，而是手机上（如商品描述）的麻烦、条规手续的麻烦。换句话说，“他们打的不是食品安全的问题，而是手续的问题，这应该由行政部门来监管的。”

上述白皮书也提到，大多数职业打假人们买到假货，不是第一时间向工商、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单位反映或诉诸法律，而是向商家勒索，要其花钱买平安；有的多次买同一问题商品并分次起诉，试图获得多份惩罚性赔偿。

这一情况，在2016年前后开始扭转。

2016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将职业打假人排除在“消费者”之外，法院不再支持职业打假人的判例也开始出现了。

与此同时，电商平台一经发现恶意敲诈勒索的职业打假人账号后，也会对其做出限制登录、封禁异常账号等处罚措施。打假人们的经验是，“一个账号最多（打假）四次，就要被（平台）风控系统限制登录，如果是白号（新号），顶多2次。”

慢慢地，“打假风气就变了”，刘方说。

如今，为了应对依然少量存在的职业打假、敲诈勒索，商家们也根据经验总结出了一套应对办法：

一方面是预防打假，比如要求运营人员熟知新广告法，避免使用敏感、违规的描述词，或者商品到库后着重核对商品信息等。

“如果遇到高级打假人，他注意到了你、甚至厂家都不知道的方面，比如含量、成分问题，那就只能‘认命’，毕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熟知一本几千页的药典。”刘方告诉亿邦。

另一方面是，疑似打假订单不发货，或发货后拦截。

如果一个订单的收货手机号为空号或无实名认证的新号、要求开发票、收货地址不详细，多为放快递柜或某某超市、购买数量或金额偏多，仓库和运营人员就会慎重起来，起码会去网站上查一下是不是打假人下的单。

据了解，在电商卖家们自发组建的“反恶联盟”网站上，收录了166万“恶人”信息，包括打假师、差评师、敲诈师、刷单师等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26年来，无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清醒认识到，如果商品的确存在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假冒伪劣的问题，那打假人的存在无可厚非。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平庸之恶》一书中写道：恶是平庸的，你我常人都有可能坠入其中。把人完全同化于制度之中，服从制度的安排，默认制度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行为，甚至成为这类行动的实践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他者化、冷漠的行为，提供辩护。

当“打假”成为“假打”，职业打假人们抓住瑕疵性问题，向商家敲诈勒索，以此牟利为生，这既偏离了立法本意和保护消费者的初衷，也成为了社会体制下的“平庸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