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俊：完全消灭所有肿瘤很难，但人类大概率能攻克癌症

[ 导读 ] 而人类与癌症的抗争，早在人们发现第一个癌基因之前就已经开始。近期，亚盛医药董事长兼CEO杨大俊在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回答了关于“人类能否战胜癌症”的十个提问，在他看来，如果将人类攻克癌症看作是一项总体工程，我们现在正处在初级到中级阶段的转换之间。杨大俊指出，由于每一个器官发生肿瘤的原因、诊断和治疗不尽相同，也给人类攻克癌症增加了很多挑战。“但正是因为这样，对于科研和制药企业来讲，一方面是挑战，一方面

而人类与癌症的抗争，早在人们发现第一个癌基因之前就已经开始。近期，亚盛医药董事长兼CEO杨大俊在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回答了关于“人类能否战胜癌症”的十个提问，在他看来，如果将人类攻克癌症看作是一项总体工程，我们现在正处在初级到中级阶段的转换之间。杨大俊指出，由于每一个器官发生肿瘤的原因、诊断和治疗不尽相同，也给人类攻克癌症增加了很多挑战。“但正是因为这样，对于科研和制药企业来讲，一方面是挑战，一方面也是机会，让我们要不断去探索新的治疗、诊断和预防的方法。”

而对于人类能否治愈癌症的终极提问，杨大俊也在采访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人类处于攻克癌症的初级到中级阶段的转换间

时代周报：如果将人类攻克癌症看作是一项总体工程，你认为目前已进展到哪一阶段？

杨大俊：从人类攻克癌症漫长的系统工程来讲，我们现在正处在初级到中级阶段的转换之间。从最初的化疗到现在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以及联合治疗，我们和二十年前相比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

如果用三个指标来评价目前人类攻克癌症整体工程的现状，第一是癌症的早期诊断率大幅提高，特别是精准医疗带来早期精准的检测。

第二，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联合治疗使得我们五年的生存率提高。以亚盛主攻的慢粒白血病为例，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从过去不到30%，提高到现在接近90%，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第三，通过控制吸烟，增加疫苗的普及，比如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让相关癌症的发病率大幅减少。早期诊断、治疗是减少癌症的痛苦，而预防、减少癌症的发生，这是最大的工程，是最理想的状况。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目前抗癌药研发面临的最主要难点有哪些？

杨大俊：抗癌药的研发主要有两个难点。第一，从新药研发来讲，抗癌药的研发也在创新药研发的规律之内。真正做一个原创新药，做一个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新的化学结构，新的生物蛋白或者抗体，实际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国外之前经常讲“两个十”，即十年和十亿美元，现在可能还不止。一个新药进入临床，成功率不到10%。抗癌药也是一样，高风险、长周期，一旦成功，它也是高回报，所以它的“三高”特点也很明显，这是一个整体。

第二，癌症的药物和普通药物不同，由于人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有可能出现肿瘤，而出现肿瘤的病因并不完全相同，这就导致最后生物学的机理不一样，相应的药物开发也不同。

比如血液里面的肿瘤，与发生在骨髓里面的血液型白血病和淋巴瘤完全不一样。每一种肿瘤的攻克，相当于攻克敌人的山头，要一个一个去攻破它，这就是为什么肿瘤药开发特别难的原因之一。

同样，由于人类每个器官出现肿瘤的原因、诊断和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给人类攻克癌症增加了很多挑战和复杂性。但正是因为这样，对于科研和制药企业来讲，一方面是挑战，另一方面也是机会，让我们要不断去探索新的治疗、诊断和预防的方法。

抗癌史上的三大技术突破

时代周报：在人类整个抗癌医学史上，从你的视角判断，最重要的三个技术和最具突破性的三款抗癌药分别是什么？

杨大俊：第一个，靶向的小分子药，最成功的案例是第一代治疗慢粒白血病的格列卫。

格列卫的通用名叫伊马替尼，美国2001年批准上市。格列卫诞生之前，也有各种化疗、干扰素，包括骨髓移植手术，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不到30%。因为这个革命性的药物，患者不需要打针或者吊水，甚至不用做手术，通过长期口服该药物，就让慢粒白血病可以完全控制。病人就像服用高血压、糖尿病药一样，可以正常生活工作，90%的患者有五年甚至十年的生存率。

格列卫在整个人类靶向治疗或者是攻克癌症方面有两个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一方面，它是第一个真正靶向癌基因的小分子药物；另一方面，格列卫是一个非常精准的药，针对慢粒白血病单一基因纠正，通过一个基因确定这个疾病的发生，通过一个单药就可以控制癌症。这在抗癌药里是难得的奇迹，我们也想不断重复这个奇迹。

第二个，PD-1药物。PD-1最难得的有两点，一是在机理上，它的治疗手段是革命性的。免疫治疗是通过调动自体的免疫细胞T细胞，杀死癌细胞。控制肿瘤为什么难？因为它和细菌感染或者病毒不一样，癌细胞是身体的一部分，它发生突变，无限制增长，侵蚀我们重要的器官，导致病人的死亡。之前化疗、放疗敌我不分，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了正常的细胞，而靶向治疗是针对癌细胞。

二是临床上的获益。PD-1和PD-L1针对所有肿瘤都有可能产生疗效，也就是广谱的抗肿瘤机制。当然它最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很好。默沙东的帕博利珠单抗（K药）在美国批准的适应症包括三十多种肿瘤，2022年销售额首次超过200亿美元。一个肿瘤药年销售超过200亿美元，它是第一个。

第三个，疫苗。针对癌细胞的疫苗可能还没有，但是减少癌发生的疫苗已经有了，比如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等，针对病毒的疫苗开发以及它在临床上的应用，使得跟病毒相关的癌症减少发生。

在我读书的时候，中国乙肝的感染人群比较大。感染乙肝病毒之后，有很高的概率患上肝炎、肝硬化、肝癌。以前中国是肝癌大国，就是这个原因。乙肝病毒疫苗接种之后，让乙肝发生率减少，这也是我们最近二三十年出生的人乙肝少了，肝癌也少了的根本原因。通过疫苗或者抗病毒的疫苗达到减少肿瘤的发生，这也是革命性的。例如宫颈癌疫苗，人们接种的年龄不断提前，男孩、女孩都接种，让宫颈癌的发生在过去一二十年也大幅减少。

从人类攻克癌症的治疗手段来讲，这三个技术和治疗的方法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时代周报：未来，你觉得有哪些技术有望在抗癌药研发当中扮演关键角色？

杨大俊：第一个，ADC（抗体俱联药物），它针对HER2靶点高表达或者低表达的癌症都有效。第二个，以PROTAC为代表的靶向蛋白降解剂。

另外，还有两个方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细胞基因治疗（CAR-T），它实际上是把人体的T细胞在体外放大、扩增之后，再放回去，杀死癌细胞。它是靠身体本身个性化的免疫细胞达到杀死、控制癌细胞的作用。

另外一个方向是抗衰老。抗衰老与控制癌症有一个共同的生物学技术，就是清除细胞。因此，这两者之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能够及早发现并清除衰老细胞，一方面可以减少癌症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可以减缓很多衰老疾病的发生，让人类能够健康长寿地活到100岁、120岁。

所以，攻克癌症的终极目标不止是攻克癌症，而是让人类能够健康的长寿。

人类有非常大概率能攻克癌症

时代周报：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消灭癌症。你觉得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吗？或者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杨大俊：癌细胞是人体本身的一部分，抗癌的挑战就在这儿。如果它是外来的病毒、细菌或者真菌，我们可能早就可以控制了。完全控制消灭所有的肿瘤可能很难，但是我们可以“带瘤生存”。

未来，我们的目标其实有两点：第一，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第二，预防，通过病毒疫苗预防肿瘤发生，通过控制吸烟预防、减少肺癌的发生。

攻克癌症的最终目标肯定是治愈，但是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可能还有一些阶段性的目标。

第一，通过我们的靶向药，通过免疫治疗、细胞基因治疗，能够让癌细胞在可控范围内，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带瘤生存不影响生活质量。第二，做到停药不复发，英文叫做Treatment-free remission，无治疗缓解或者减量停药一段时间。是药三分毒，只要还用药，可能就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个第二个阶段性的目标是可以在一部分的病人里面实现减药、停药甚至不治疗之后不会再复发。第三，最终纯粹从治疗角度来讲，五年停药能够不复发，那就是治愈。

治愈癌症，首先要达到前面两条。癌症之所以难，因为它是正常细胞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百分之百完全杀死其实很难，如果停药两年以上或者五年以上，就可以定义它是治愈的。

如果按照三个阶段性的目标，人类攻克癌症还是有非常大概率能够实现的。

时代周报：除了接近治愈状态的宫颈癌和乳腺癌，你觉得下一个可能会被攻克的癌症是哪一种？

杨大俊：宫颈癌和乳腺癌属于实体瘤种，血液瘤种也已经有好几个了，包括慢粒白血病、慢淋等。我觉得未来血液肿瘤、一部分的淋巴瘤，以及胃癌、和饮食相关的消化道肿瘤、食管癌，都是可以做到的。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需要良好的生态

时代周报：这些年，国产抗癌的新药越来越多，国内的药企在抗癌的研发上也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你觉得目前中国的抗癌药大概处于什么水平？如果和美国、欧洲相比，你觉得还有多少差距？

杨大俊：从主要肿瘤年发病率和五年生存率这两个指标看，是落后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很多的。

第一，我国的肺癌、乳腺癌发病率居高不下，胃癌、结直肠癌，特别是结直肠癌发病率也在增加。这要求我们要尽快做到控制吸烟，缓解环境污染。第二，国内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只有41%，我们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而这个提高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是可以做到的。

造成差距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真正安全、有效的创新药太少。第二，可及性不够，更没有办法持续。

从2015年到现在这8年，国内新药研发可以说突飞猛进。特别是进入临床和批准上市的创新药当中，60%-70%都是抗肿瘤药。但是让患者可及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把药做出来之后，还要让患者能够第一时间用上，同时能够长期可及可负担，这样才能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使中国五年生存率有大幅提高。

时代周报：你觉得现在造成上述差距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补足？

杨大俊：第一，这一二十年，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有很大的提高，中国每年培养的研究生发表的文章和申请的专利绝对是全球领先的。但我们的转化率很低，研究、文章真正转化到临床开发，转化到上市的产品还很少，这是一个目前的瓶颈。

此外，我们真正的源头创新，别人没有做过的、未知的、高风险的源头创新很少。一方面是我们的研究人员少，另一方面和我们的政策导向也有关系。现在无论政策导向还是投资人、资本的导向都是希望大家做低风险的研发，保险系数高的、短平快的产品，甚至有人提出弯道超车。从长远来讲，这是不利于整个行业发展的，特别是生物医药产业是长周期的，是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向未知发展的领域。所以从基础研究来讲，我们有两个方面要加强，一是转化，二是源头创新。

第二，现在生物医药的发展已不是技术或者资本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无论是我们的经济基础、技术基础还是人才总数都有大幅度的提高。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态，只有科学家还不行，只是临床医生参与临床试验研发还不行，最后一定是市场层面能够让创新得到回报，让投资得到回报，才可能持续。如果没有市场的支持，所有的创新可能都是一句空话。现在，资本市场、医保报销、市场准入、进医院难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整个市场机制没有完全发挥对创新的支持。

中国加入WTO后，承诺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但最后还要体现在市场准入和价格、市场回报上面。如果我们花了20年、20个亿做出来一个专利药，但却不能自主定价，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和合理的回报，企业赚不了钱，那就没有人会投资创新药和高风险的药了。创新药的诞生肯定是好事，但现在，很多人都只想做仿制药或者所谓的风险低、成熟靶点的药，所以造成内卷。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整个生物医药产业也没有办法得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投入与回报的合理平衡

时代周报：电影《我不是药神》里的格列卫，它也面临你上面提到的困境，在刚进入市场的时候，一方面企业投入了重金，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患者没有吃到这个药。作为一个创新药企的管理者，你如何考虑这个困境？如果把它称之为一门关于抗癌药的经济学，你觉得它的逻辑或者原则有哪些？

杨大俊：这个问题是全方位的，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药企、一个药、一个医院或者某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第一，有药可用；第二，可及；第三，能够持续。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切以患者为中心，满足临床未满足的需求。在这个共识下，多个部门一起来共同解决这个系统问题。

目前国产新药做出来，还是两个问题解决不了：能不能进医保、能不能进医院。 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得给创新药企、创新药一个合理的回报，一个市场的机制。

药企花了二十年时间，科研人员花了一辈子研究出来一个新药，药监局按照法规，按照开发路径证明这个药在临床上安全有效，然后批准它上市。特别是有专利保护的独家品种，应该给它一个合理的价格以及独家专利保护。

如果这个药我第一个做出来，市场进行定价，马上有第二个、第三个要和我竞争，它要降价、逼着我降价，这个我们都认可，说明我的药做得不够创新或者很容易被仿制、超越。降价是市场机制，也是惠及患者、回馈社会的重要机制。

做药企也不只是为了做企业，给投资人回报，给员工合理的回报，最终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患者获益，让患者能够得到安全有效的药。

时代周报：你80年代就考入中山医学院，而且还是一个全英班，你是很早就有立志从医的想法吗？怎样的契机让你进入抗癌药研发领域？

杨大俊：1982年，人类第一次发现癌基因，所以1983年考研的热门专业就是遗传学。我是1983年大学毕业的，当时就有两个想法：第一，继续读研究生深造；第二，选择遗传特别是肿瘤遗传的方向。读完研究生后，我1986年去了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读博士学位，也是做遗传学，算是很早出国读遗传学的博士了。1995年，我成为助理教授，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也是很早一批成为大学教授的留学生。

我读医学院的时候，办了两本杂志，分别是《中国医学生杂志》《家庭医生》。当时《中国医学生》采访了国内很多有名的医学家、专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不断学习深造，在研究上做到最精尖。第二，要有实业，实业救国。做实业，如果做成功一个产品，能够惠及成千上百万的患者。

2005年，我回国创业，2009年成立现在的亚盛医药，一开始的两个目标一直没有变过：创新和全球。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做全球创新的产品，满足全球患者未满足的需求。

一路走来，真的很艰辛，很不容易，但我们还是能够坚守初心、目标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