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句话：“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小乱，乡下人往城里跑，因为城有城墙，有兵把守，所以乡下人投亲靠友到城里来。大乱居乡，大乱的时候人往乡下跑，跑得越偏僻越好，为什么？因为城市是兵家必争之地，包围、断粮、断水、火攻、水淹，破城以后还大开杀戒，所以人们都怕了，跑得越偏僻越好。市场当时是瘫痪的，起不了作用，政府是无能的，在战乱期间管不了那么多。但人类社会存活下来了，就是靠道德力量起作用。这些都告诉我们，道德调节是存在的，是无形的，它不是市场调节，也不是所谓的政府调节。
现在深化改革遇到阻力了，阻力在哪里？我在全国政协会上答记者问的时候提了两条。
第一，利益集团的干扰。这一点大家都清楚了。
第二，就是制度惯性的存在。制度惯性在经济学里面又叫路径依赖，就是说老办法我习惯了，老的一套我适应了，所以人们不想变，也不准备变。
下面，我再补充两条。
第三，要有完善的、独立的市场主体。没有完善的市场主体，市场化改革是难以推进的。我们正在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民营企业的转型，来逐渐使市场主体完善化。
第四，就是信用体系的建立，也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道德力量的调节是重要的，在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的时候，它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以后，必须要有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调节，要有有效的道德力量，这样，市场才能更好地起作用。人一定要讲信用，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信念和信心。
十九世界末、二十世界初，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思·韦伯，写了很多书，包括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当时轰动了德国全社会。他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在荷兰和英国产生。因为大家知道最早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在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意大利经济很繁荣，但意大利没有最早发展成资本主义。
古代中国经济也很发达，但是中国也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为什么荷兰和英国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呢？我们用唯物主义史观来解释，我们讲物质生产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等等，用这个来解释。韦伯是用一种伦理观念，宗教伦理观念来解释。中世纪的意大利是天主教社会，天主教的伦理观念是这样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赎罪，两条途径你选择。一条途径：进修道院当修女当神父，把终身奉献给上帝。第二条路，你去不了修道院，你就把钱捐献给教会，教会来给你做好事，你也就可以赎自己的罪了。所以当时的天主教会还发明了一种赎罪券，你买多少赎罪券你的罪就会少多少等等。这两条路现在看来都不能发展经济。人都不结婚，都进修道院去念经了，经济怎么发展？人把钱都捐给教会了，这也不能发展经济。所以天主教不能促进经济向前发展，意大利不可能最早发展成资本主义市场。
韦伯认为，拿古代中国来说，中国以三种宗教为主。
第一种宗教，外来的宗教，就是佛教。佛教在观念上教导人：这一辈子做好事，下一辈子就会过好生活；这一辈子做坏事，下辈子变猪、变狗、变羊、变马。所以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虚无缥渺的来世。这当然很不现实，讲究轮回不能使经济发展。
中国的第二种宗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是道教。道教分上下两支，上支的道教追求享乐主义，比如王公贵族追求长生不老，炼丹等等，追求享乐。下支的讲究平均主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就是道教徒的起义。五斗米道，出五斗米你就入道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这是平均主义思想，所以这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
第三种宗教，其实并不是宗教，而是我们所说的儒家思想。有时我们也称儒教。儒教就是要忠君，要做一个清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这样一种思想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
韦伯认为，荷兰和英国之所以能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当时实现了宗教革命，基督教分成新教和旧教，旧教就是天主教，新教有新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新教的伦理是这样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赎自己的罪呢？勤奋工作、积累财富、创造事业，因为是以上帝的名义在创造事业，事业做得越大，在上帝面前完成的任务就越好。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出现了韦伯热。韦伯已经去世多年了，为什么会掀起韦伯热？西方国家从韦伯的书里得到了启发，那就是必须要有一种创业精神。尤其是德国，战败了，德国人认为，如果没有创业精神，就不可能再起来了，所以就拼命地干，韦伯讲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一阵子也出现了韦伯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必须有一种动力，一种竞争力。没有信念，没有精神，是不行的。信念需要精神力量。中国曾经落后那么多年，现在时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就应该贯穿这种精神，没有信念，没有信心，中国经济不可能起飞。
第四个问题，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 我们谈过很多红利，比如有资源红利。旧的资源红利消失了，科学进步导致不断出现新的资源红利。旧的人口红利也会慢慢消失，因为廉价劳动力时代过去了，这个时候就要加强教育，培养新的人口红利。发展方式的红利很重要，发展方式的改变就产生了新的红利。但是所有这些红利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论资源红利，他们可以有新的；论人口红利；他们也可以有新的；论发展方式的转变，他们同样可以有新的，他们的发展也可能走在中国前面。但社会制度的和谐红利，他们不可能有，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会产生这个红利。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发展方式红利，更应当创造社会和谐红利。而社会和谐红利要依靠信用体系建设，要使人成为有道德、有信念、有信仰的个体，这样，社会就有动力了。社会和谐红利要靠我们去创造。
有人问我，怎么来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跟人的素质就有关系，假如人都是讲信用的、有信念的，这就能够建成，否则就建不成。
混合经济所有制在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要真正实行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混合所有制，这样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员工持股制。员工持股制实际上在探索一条路，能不能走向社会和谐。因为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富、利润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创造的，既然是共同创造的，为什么利润被物质资本的投入者占有，而人力资本投入者却没有？最重要的是实现产权激励制度，让那些发明者、管理者，一切作出贡献的人，都能够在自己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得到一部分的股权。
比尔·盖茨、乔布斯不是他们个人多么聪明，而是公司培养了一支研究团队。正是研究团队充分发挥作用，公司才不断发展。他们用什么力量调动这个团队呢？靠的就是产权激励制度。这就告诉我们，在进一步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要不断试点，不断总结经验，最后实现社会和谐红利，这是我们最大的红利。（选自厉先生在4月10日第五届紫光阁论坛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