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潜伏国民党军需界高层20余年，“风筝”归来却发现无法证明共产党员身份，临终仍请求恢复党籍

[ 导读 ] 大图模式 电视剧《风筝》剧照 汪维恒（18961971），原名汪益增，又名汪微痕。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跨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受命潜伏国民党军需界高层20余年，历任西北军需局局长、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台湾联勤总部副司令兼台湾供应局

 

 

▲电视剧《风筝》剧照

汪维恒（1896—1971），原名汪益增，又名汪微痕。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跨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受命潜伏国民党军需界高层20余年，历任西北军需局局长、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台湾联勤总部副司令兼台湾供应局局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情报和军需物资。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上海市直接税务局副局长、局长，上海市地政局副局长、局长，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等职，曾当选第一至五届市人大代表和上海市人委会委员。

 

▲汪维恒

1971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四下午三时，我的父亲汪维恒在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二楼单一病房阖上了眼睛。

在此之前他已好几天不能说话了，然而“我要求”三个字他一直喃喃于唇间，坚持到油尽灯枯。坚强的母亲站在他床边自语：“这样静静地走了也好……”凝重的脸上没有眼泪。

母亲董纫兰一辈子追随父亲出生入死搞革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而这一次真的是生死离别。站在一旁的我早已泪湿衣襟。父亲临终前不停念叨的是恢复他的党籍……

受命潜入国民党军需界

父亲原名汪益增，1896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牌头镇汪家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17年在诸暨县渔山小学担任小学教师。1918年，求学于上海法文翻译学校。1919年，他投笔从戎，赴北京军需军官学校学习。1921年他作为军需军官学校第四届毕业生，被派往在浙江慈溪县的浙军，先后任营、团军需官。

在宁波，父亲认识了共产党人张秋人，两人谈得颇为投机，从此书信来往，父亲从张那里真正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24年，父亲与杨眉山、周天僇、许汉城四人经张秋人介绍，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四位党员。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组织决定派父亲跨党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7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提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任他为浙江台州区党务特派员，到台州、黄岩、临海、温岭各县整顿国民党党务,改组国民党县党部。这些工作,当时都是半公开的。同时，他带着更秘密的任务，发展共产党组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中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大都牺牲或逃亡，中共宁波地委调任父亲为宁波地委团委书记，后调往故乡诸暨县任中共县委组织部长，以县城区小学教师作为职业掩护。小学校实际上是地下县委机关。

1928年5月，诸暨县委积极准备发动暴动。不料，该校党员教师边世民练习使用手枪时不慎误杀了其妻，从而暴露了准备暴动的计划。诸暨县委立即决定：各负责人员迅速撤离、走避。父亲遵照县委书记金城（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指示，去南京利用原军需军官学校的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需界，潜伏下来，等待组织来人联系。谁知道这一等就是十几年，父亲为了坚持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改名“维恒”。

那时，白区一片恐怖，地下组织全遭破坏，人员不是被捕被杀，就是走避，始终没有党组织来找过他，最后连县委书记金城自己也逃了出去。由于大革命时期没有党证，一旦与组织失去联系就无法证明党员身份。父亲的党籍问题后来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病。

与组织重新接上了关系

1928年9月，父亲到了南京，找到了过去在第四军需军官学校任经理处长、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经理处长的陈良。陈良一向欣赏我父亲的正直，当即安排他在国民党军需署经理法规研究所学习，三个月结业后先后被派往中央军校总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任少校军需科长，随国民党87师参加了淞沪抗日战役。

由于父亲为人清廉，工作出色，声望逐步上升。当时属抗日派的胡宗南要陈良推荐一位清廉有为的军需军官，陈良就推荐了他。胡对他也极为欣赏，让他随同转战河南、西安，建立后勤基地。

潜伏在国民党军需界，寻找等待党组织的同时，父亲利用职务之便，在南京、洛阳、商丘等地救助、转移走避的地下党员，包括金城、金坚、金剑鸣、金丁永、寿松涛、骆子钏、潘念之、张以明、许汉城、邱培书、陈老太、何竞华、钟子逸、祝子韩、陈葵南、何咀英、马乃松、华林、周天僇等人。

直至1938年8月，经李克农同志首肯，中共南京谍报机关的史永（原名沙文威，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找到父亲，问他是否愿意为党做事。父亲当即爽快地答应了。自此父亲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关系。

但误会也由此产生：父亲以为他等了这么多年，党终于来找他了；而史永并不知道父亲受命潜伏的历史。这个历史误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史永在北京向金城了解情况时才解开。

1942年，在国民党西北军需局局长任上的父亲和我小叔汪益堃，又重新填写了入党申请书，由八路军红岩办事处主任钱之光送交党组织。可谁曾想到，后因形势危急，红岩办事处匆忙撤退，钱之光不得已而将申请书销毁。

1943年，蒋介石违反国共合作协议，秘密策划剿共。7月间，他密令胡宗南部准备袭击八路军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南部的突出地带。父亲得到消息，见情况危急，便与小叔借故赶到重庆，与钱之光联系。钱之光当即派车将他们秘密接到红岩嘴，去见周恩来、伍云甫，及时汇报西北各省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装备、布防和调动以及胡宗南部进行封锁的情况，之后仍从原路返回。后来蒋介石发现八路军已经察觉他的企图，便没有贸然行动，计划未能实施，延缓了国共合作的破裂。

1946年父亲任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时，史永特意从上海调往南京配合他工作。这期间，史永经常来我家。每次他来，父亲便将我们子女打发到隔壁房内玩耍。这段时间父亲将他所掌握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战役、国民党军队调动、武器弹药、军队运输补给等情报，通过史永源源不断传至党中央。

尤其是大别山战役，蒋介石得知刘伯承大军已渡过黄河，紧急召集最高级军事会议，经过激烈争议最后决定，由非蒋嫡系的白崇禧任总指挥，率20万大军向刘邓大军发动总攻击。负责后勤的父亲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将蒋军部队数量、装备以及进攻路线、出动日期等全部计划速报史永转至党中央。

 

 

▲太平轮旧照

陈诚将父亲调往台湾

1948年6月，陈诚将我父亲调往台湾出任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为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作后勤供应的准备。

陈诚没有想到，在国民党军需界供职已20年的少将汪维恒竟是中共老党员。

父亲的潜伏生涯一晃已过去20年。如今曙光在前，突然接到了赴台任命，父亲陷入了深思。他知道，一旦去了台湾，全家很可能就回不来了，他将继续潜伏下去；而此时国军败退台湾已是大势所趋，国军退守台湾后的军事部署、武器配备、后勤基地等军事动向对解放军尤为重要。因此，他毅然决然携我们全家赴台上任，不计个人得失，为解放事业做出必要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