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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收复新缰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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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 小说《心灵史》自问世以来,曾经以各种版本大量发行,虽然由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几度遭到封禁,并受到一些史学、文学界人士的质疑,但是,也依然有许多人对这本书十分赞赏,并且认为,这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所讲述的真实的历史。    笔者认为,这部所谓的历史小说除了在叙述上有许多违背客观历史事实之处以外,还存在一些严重的基本理念方面的问题,这种理念如果成为中国百姓的共识,将是极其有害的。下面谈谈自己对于这部小说

小说《心灵史》自问世以来,曾经以各种版本大量发行,虽然由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几度遭到封禁,并受到一些史学、文学界人士的质疑,但是,也依然有许多人对这本书十分赞赏,并且认为,这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所讲述的真实的历史。
    笔者认为,这部所谓的历史小说除了在叙述上有许多违背客观历史事实之处以外,还存在一些严重的基本理念方面的问题,这种理念如果成为中国百姓的共识,将是极其有害的。下面谈谈自己对于这部小说的一些看法。
    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被屏蔽了
    我们认识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对当时历史背景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事实,从而得出全面的、客观公正的结论。《心灵史》涉及同治年间的金积堡战役这一题材,但是,作者在叙述时,和其他对于左宗棠结束陕甘内战的批判者一样,把对于全面了解这一战役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完全屏蔽了。
    同治元年四月,著名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在陕西爆发并很快漫延整个西北。同治四年年底,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占领新疆的大片中国领土,奴役那里的中国各族人民,阿古柏不断扩张,在中国领土上立国称王。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进入陕西,阿古柏则在此之前已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国”,自称“洪福之王”,在他侵占的土地上,实行极其残暴的统治,并且,新疆的形势还在急剧恶化。
    也就是说,这场历时十多年的大起义,除了开始的两年多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背景下进行的。
    小说所描述的金积堡战役,发生在同治八年下半年至同治九年岁末(1869年9月—1871年1月),这段时间,阿古柏的势力进一步扩张,他在占领了整个南疆之后,又占领了吐鲁番,并且越过天山,占领了北疆的大片地区。同治十年,金积堡战役刚刚结束,俄国又出兵伊犁,准备时机稍稍成熟,就将阿古柏取而代之,占领整个新疆。
    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俄国人一直对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垂涎三尺,他们处心积虑地策划了蒙古独立,又妄图霸占中国的东北,和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最后甚至为了争夺中国东北跟日本人打了一场狗咬狗的日俄战争。假如当年的俄国能够占领新疆的话,只要以这里为出发点,沿着蒙古草原东进,由于一路无险可守,中国将很难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俄国人将会“日蹙百里,直达辽海”,毫不费力地吞下长城以北的所有中国领土。这样的后果,将是中国根本无法接受的。
    毫无疑问,清代同治年间,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对新疆的占领,使中国面临日益巨大的领土危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取代反清为主题的国内矛盾,逐步成为中国西北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一百多年之后的任何历史学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如果无视这一铁的事实,那么,他对这段历史的叙述讲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心灵史》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就完全屏蔽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把金积堡战役从这个大背景中完全剥离出来,这种手法必然是对所有读者的一种误导。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面临上述危机时,都只会做出一种选择:立刻毫不犹豫地将侵略者赶出去,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可是,当时的中国却根本不能作出每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都必须作出的反应,只能听任入侵者对中国领土肆无忌惮的宰割,听任新疆的形势不断恶化、急转直下。
    因为当时的新疆问题,已经不可能通过战争以外的途径去解决,而中国要用兵新疆,陕甘是唯一的运输通道和战略后方,可此时的陕甘正沉浸在一片硝烟和战火之中,金积堡地区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是不可能越过正在进行内战的陕甘地区,去新疆作战的,像金积堡这样的内战,已经成为一道事实上的保护入侵新疆的外国势力的屏障。
  二.金积堡之役概况
    金积堡是一个巨型的堡寨,它的围墙有十米厚,十三米高,总长度四千五百米,面积超过一平方公里,它的周围有渠水环绕,当时的任何一种炮弹打到堡墙上,都只能给它挠个痒痒,无能为力。在金积堡的东西两侧,更有五百七十多个堡寨护卫,其中不乏异常坚固者。马化龙囤积了大批粮草和武器,战争结束时,仅清军缴获的各式火炮多达五十六尊,鸟枪一千多支,抬枪三百多杆,冷兵器无数,另外,马化龙主动交出洋枪一百八十多支,还将大批洋枪埋入地下,仅被清军掘出的,就达一千二百余支。
    凭借如此强大的实力,马化龙敢于同任何对手一较高下,而历史上清军对金积堡的所有进攻,没有一次不以失败告终的。
    正因为如此,左宗棠之前的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就显得非常聪明,他在军事上根本奈何不了马化龙,便接受了马化龙名义上的“就抚”:既可以避免和马化龙进行一场毫无获胜可能的较量,又可以获得马化龙按期缴纳的一定数量的粮饷,还可以维持这种名义上的“就抚”向朝廷请功。
    左宗棠也不是个糊涂人,他非常清楚在金积堡这种堪称完美的防御体系面前,实行强攻的一方必然会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甚至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事后的实战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清军付出了四五千人的伤亡,在这样的攻坚战中,损失的往往都是“壮士”——最勇猛的、冲在最前面的士兵,他们实际上决定着整个部队的战斗力。清军还“连丧大将”,战役期间仅提督、总兵(相当于现代的军、师)级别的军官减员,就高达四十人上下,其中包括清军第一主力老湘营的统领刘松山。在刘松山阵亡之后,清廷甚至认为左宗棠已无力继续后面的战事,一度打算让李鸿章的淮军取而代之,两万名装备精良、军饷充足的淮军开赴陕西乾县,李鸿章也奉命赶到西安。在此期间,左宗棠一再在家书中告诫家人要做好最坏的打算,随时准备遭到“籍没”,被扫地出门。这些事实都说明,金积堡之役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恶仗。
  左宗棠曾经力图避免金积堡的战争,他知道打这样的攻坚战伤亡极大,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避免这次战争,不仅符合战争双方的利益,也符合他本人的个人利益。左宗棠是一个出身于贫苦家庭、曾经“身无半亩”的乡间书生,前半生完全是一个自号为“湘上农人”的布衣,即使在四五十岁之后步入官场,也一直在距陕甘千里之外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回族没有任何历史瓜葛和个人恩怨,到陕甘之后,他是整个晚清官场中唯一一个敢于公开大声疾呼,认为这场空前的大浩劫“曲在汉民”的人。由于这样的原因,他曾经力图避金积堡这场将会给交战双方都带来巨大伤亡的战争。
    但是,他在金积堡问题上的具体做法,又跟穆图善有明显的区别:为了确保陕甘的和平,他要求马化龙必须交出全部武器,在这一点上没有商量的余地。恐怕所有的人都熟悉这样四个字的军事术语:“缴枪不杀”,战争中的投降,必须以交出武器为先决条件,如果既保留极其坚固的工事,又持有大量武器,这种状况下的投降,当然是不可信的。为了能够实现金积堡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耐心地敦促马化龙缴械,甚至将写给刘松山的信函请马化龙转交,以这种特殊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信任和期待。
    在金积堡战役之前,张家川的回民大帅李德仓,“就抚”之后一直没有重新恢复武装,因此,张家川地区就实行了回民自治,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陕甘战争结束。在金积堡战役之后,河州的马占鳌也交出了武器,在那里也实行了回民自治。左宗棠的要求并不高,只要马化龙解除武装,金积堡的问题就解决了,同样可以在当地实行回民自治。
    左宗棠跟穆图善的另外一个区别是,在力争和平解决的同时,做了两手准备。他将所部分为三路:北路由刘松山率领,从陕北进入宁夏北部的平罗,逐步向南推进,一旦开战,这是担任主攻的部队。南路由李辉武、吴士迈从宝鸡进驻秦州等地,采取进攻态势,保持对河州马占鳌的压力,使他在金积堡一旦开战时,不敢轻易出动,进行支援。左宗棠自领大军居中路,由泾州进平凉,一方面可以截击马占鳌河州方面的援兵,一方面可以从南面保持对金积堡的压力,还可以根据战场形势随时作出调整。
    由于马化龙根本不打算交出武器,超越了左宗棠的底线,因此,这一仗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必然会摊牌。
    刘松山在宁夏北部向南推进时,两个旗人——前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和绥远将军定安告诉他,马化龙的甘回已经就抚,可以放心,只要全力对付尚未就抚的陕回就可以了。于是,刘松山就把所有的军饷都存放在由马化龙控制的灵州城里,并且只派了十几名士兵守护,自己继续向南进发,错误地将灵州当成了自己的后方。
    当时,陕甘军饷极度紧缺,刘松山老湘营每月六万两饷银由曾国藩从江苏照额调拨,从不误时;但是,其他部队的军饷由南方各省分摊,这些省份的拖欠现象十分严重,并且“频催罔应”,为了维持全军的运转,左宗棠常常不得不以“借”的名义将老湘营的军饷挪用应急,因此,这笔钱对于全军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就在刘松山不断向南推进的时候,发现事情不对头了:他只针对陕回作战,可是马化龙的甘回也开始列队出阵,他进行了还击,并且意识到情况有变,连忙派人掉头去查看军饷,却已经迟了:灵州城里的军饷全部被劫,护饷的士兵和前去领饷的几名军官也都被杀了,被杀的人里甚至包括提督、总兵这样的高级军官。
    最先对此事做出反应的是穆图善和定安,他们指控刘松山滥杀激变,导致这次事件,这样就完全掩盖了马化龙根本没有就抚的事实,也就开脱了他们自己的责任。清廷当然相信两个满人大员的话,立刻决定将刘松山革职留任,并要求左宗棠对事件调查后作出答复。
    这时的刘松山是非常郁闷的:丢失军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大意失职事故,其原因就是因为误听了这两个满人的话,可是如今却变成了自己滥杀激变。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他在事前一定会做好应变的准备,或者增加守护军饷的兵力,或者干脆将军饷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开始“滥杀”,断不至于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被人突然袭击,吃了大亏。
    刘松山开始了反击,很快缴获了马化龙调动军队的手令,两个满人关于他已经就抚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一场大战由此展开,左宗棠和平解决金积堡问题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经过十六个月时间的激战,战役结束。此时,左宗棠曾经有过希望马化龙能够以自己的影响动员甘肃其他地区回军能够结束内战,共同参加收复新疆的战斗然后向清廷奏报免死甚至为马化龙请功:“如马化漋能令各处回逆一律尽缴马械,平毁堡寨,诚心就抚,本爵大臣或当奏恳天恩,免其一死。所部精壮如能戴罪立功,西陲一律肃清,本爵大臣亦不难加以奖叙。”然而,左宗棠的这种希望和努力显然遭到了拒绝,清军在战后最终处死了马化龙和他的十三名家属以及八十多名“伪官”,还有另外的一千八百余人。
    金积堡之役,本来是应该避免,也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金积地区的问题和平解决,不仅可以免除那场给交战双方都带来巨大伤亡的恶战,实现当地的回民自治,更可以大大加快结束陕甘内战的进程,使中国能够保存更多的力量去抗击新疆的外国入侵者,维护我们祖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是,这样的局面是小说作者所不希望看到的,果真如此,这部小说也就没法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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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史》是不是站到了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立场上,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宣扬破坏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能事?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位作者的另一篇小说。     在这位作者的另一篇小说《西省暗杀考》中,描写了光绪二年五月二十日,主人公伊斯尔和马夫在肃州刺杀左宗棠的场面:当时,左宗棠决定向百姓开放已经修好的酒泉湖,并亲临现场与民同乐。就在他的大轿落稳之后,“说时迟,那时快,喊叫水马夫饿鹰扑食一般,一斧子剁在刚钻出轿门的人的头上。伊斯尔仔细看看,觉得自家心静如石。白花花的脑浆迸射而出,迎着散成水雾的酒,在烈日中闪烁。马夫脚掌落地时,第二斧已经剁在那人脖颈上,半个头一下子歪着疲软。伊斯尔感动地念着,主啊,我的养主。他注视着马夫闪电般抡动斧头,如雨的砍伐带着噗噗的溅血声,密如鼓点。那个坐轿人先失了臂,又失肩,被疯狂的斧刃卸成两片……”          收复新疆的大战,是在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一日(1876年8月10日)开始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的作者安排了一出独出心裁的好戏,并且描绘得煞有介事,时间则选在光绪二年五月二十日(1876年6月11日),就在收复新疆的战斗即将打响的前两个月,为了作者所渲染的“血仇”,精心设计了上面这样一个除掉“左屠夫”的场面。     如果阿古柏今天依然健在,能看到这篇大作的话,一定会心花怒放、如获至宝的:他的千军万马,没有抵挡住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最后只落得个洪福之王服毒自杀的结果,他的党羽也很快树倒猢狲散,被统统赶出中国。可是,这篇小说却为他安排了如此巧妙的一击,只需要一把斧头,一切就都搞定了,在这种时候除掉了左宗棠,中国人的进攻戛然而止,后边的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这位作者的贡献,远远超过自己手下那支庞大的军队,他要为这位作者颁发一枚一吨重的勋章,要在“哲德沙尔国”辽阔的大地上为这位伟大的作家建起一座世界上最高的丰碑,对他进行表彰!     俄国人对此当然也非常欢迎,因为,只要中国不能出兵,新疆进入俄国版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再以新疆为起点沿着长城向东,这比俄国后来在蒙古、在东三省、在新疆那些反反复复的折腾要省力得多,效果也要好得多。果真如此的话,俄罗斯南部的国界就是中国的长城,东三省的白山黑水是俄国的后花园,旅顺当然也是俄国的军港了。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画啊。     遗憾的是,小说中的描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臆想,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件事。书中后来打圆场说,被杀的人不是左宗棠,而是左宗棠的师爷,这种说法,依然是瞎编的。     在同治六年(1867年)之前,左宗棠的师爷就是他本人,在行军作战之外,所有奏折、公文和往来信函,全部由他自己一手打理。同治六年以后,有一位叫饶应祺的湖北人担任了师爷,帮他处理文字工作,但主要部分仍由左宗棠自己动手,只将一些不太重要的、类似官样文章的往来应酬的信件交给这位师爷去办。绕应祺根本没有被杀,而是在光绪三年出任陕西同州知府,后来又担任了新疆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调往安徽担任巡抚,赴任途中去世。     那么,会不会有好几位师爷,是其他人被杀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当时,即使一个小小的知县因伤、因病亡故,也必须在奏折中报告朝廷,能够坐着左宗棠的官轿出席公众庆典的任何人,地位肯定都比知县高,出现这样的意外事故,当然是不能瞒报的,事情在万头攒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也没有蓄意瞒报的可能。然而,无论光绪二年五月以后的奏折也好,左宗棠的私人信件也好,都根本没有提及类似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类似人员的正常或非正常死亡记录。这篇“西省暗杀考”说,事后“左屠夫亲笔撰成一道奏章,要清家朝廷全国严查”,清代的档案文书早就不存在保密问题了,全都是向公众开放的,不知这位作者是否能够指出这份奏章是在何年何月写的?里面是如何要求“清家朝廷全国严查”的?这份奏章的具体文字如何?   在《西省暗杀考》中还有这样的情节:一名由“哲德沙尔国”的伯克派往肃州的刺客被小说主人公误杀。刺客临死前,对“左屠夫”充满刻骨的仇恨,为了完成刺杀“左屠夫”的神圣使命,表现出一派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小说主人公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之后,便对他说:“若是伤重死了,你便是为守住机密,殉了主道。以后我们插香上坟,有一个念举在你身上。”     刺客死了,主人公“给他念了讨白。按自家规矩,使他带血下葬。”——完全享受革命烈士待遇。     此时,新疆之役尚未打响,左宗棠的人马,尚无一兵一卒进入“哲德沙尔国”,当然不可能对那里的任何人进行什么“屠杀”。     既然如此,刺客口中的“屠夫”二字,从何说起?小说作者赋予他的那些仇恨、正义又从何而来?     一个从霸占来的中国领土上建立起来的非法的“国家”派往中国行刺的奸细,其身份就像一个潜入别人住宅的小偷一样,一个这种身份的人,凭什么到了别人的家中竟然如此理直气壮?     然而,这个“哲德沙尔国”的刺客,却完全被写成了正义的化身,成了一个为了正义事业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英雄;相反,那个曾经抬着自己的棺材去收复国土的中国人,在小说里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罪人。     这种颠倒黑白的描写,也许站在“哲得沙尔国”的强盗立场上可以理解,可以认同,然而,它却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由中国籍的作家写出来之后向中国的读者发行的,如果按照这本书中的理念,我们应该把左宗棠视为罪人,而把那些行刺左宗棠的人包括阿古柏派到中国来的刺客都视为英雄,并且为他们行刺活动没有成功而感到深深的惋惜和遗憾。后来的中国人在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真的应该接受小说作者所宣扬的逻辑吗?        一百多年之前,当中国面临极其巨大的领土威胁时,偌大的国家,养活了那么多饱食终日的权贵,却只有一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翁挺身而出,已经是一件十分怪异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了;一百多年之后,中国出版的小说中,竟然出现了上面那样的描写,在光绪二年五月,收复新疆的大战即将开始之前的节骨眼上除掉左宗棠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小说作者把那种所谓的“血仇”渲染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真的能大过我们祖国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存亡和安危吗?   将某一部分人群、某一历史事件从同治年间的历史大背景中完全剥离出来,使之凌驾于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之上,并对这段历史进行极不公正、极不负责的描述,作者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是不可能写出什么真正的历史来的。   《心灵史》和《西省暗杀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在判断历史是非时,维护我们祖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究竟应该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应该怎样判断过去那些与大片领土的得失存亡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功过?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十三亿成员,今后在处理有关国家版图存亡的问题,或者在处理国家统一和分裂问题时,应该树立怎样的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这些问题,也许跟中国今后的命运息息相关,而这两篇小说所宣扬的理念,恐怕是跟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完全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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