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楼市的转折
上世纪90年代,香港GDP能甩开江苏、浙江、广东以及山东四个省的总和。
2017年,北上两地的GDP都超过了香港。
而到了2018年,香港GDP的占比由曾经全国的五分之一,变成了广东省的五分之一。
一手推动了香港地产大江大河的四大家族,尤其是将鸡蛋都放在地产篮子里的,其实早已收到惩罚:掌握了香港一地的地产权柄,却没拿到赢在全球化新时代的筹码。
地产成就了他们,但地产也给了他们局限:太依赖地产。
四大家族集体进军地产行业,除了相中这一行业无与伦比的增值潜力以外,还有这一行业与生俱来抵抗通胀的能力。
在美国,18年一个周期的房地产兴衰史里,无论经济如何波动,地产行业的通胀率永远稳稳地高出美国经济3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相比于市面上各式各样的风险对冲产品,房地产几乎是唯一能持久抵抗通胀影响的东西。
这也成就了该行业无与伦比的吸金能力。
另一方面,关于地产的出让和售卖,也让政府获利颇丰。
香港地价收入占比长期占香港政府财政收入约20%的水平,最高峰时还一度达到36%。
2019-20财政年度,香港政府预计地价收入1430亿港元,占政府预算总收入的23%。
这没什么可疑问的,对于香港来说,保房价,某种程度上就是在保金融、保经济。
房地产业靠金融业的支持而发展,金融业靠房地产业的发展而获利,短短几十年的发展,让香港的经济与地产行业成为了“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而这种将绑缚于地产车轮之上的经济,也在往后的发展中,为香港创造了一大批世界级的顶尖富豪。
这之中,四大家族,只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
四大家族的脱颖而出,是时代的机遇。
而在1975年到2008年,横贯香港的4次金融危机中,四大家族毫发未损。甚至郭氏兄弟掌控了九龙巴士,李兆基控股了中华煤气,郑裕彤手握两家巴士公司新巴和城巴。
风暴过后,面对一地鸡毛的香港,人们无不惊恐的发现,昔日的大亨依然端坐原位,只是面前牌桌上小山似的筹码仿佛又更多了些。
源于地产行业的资金,终究还是被注入了和香港血脉相连的基建之中。
庞大的民生产业为这些地产巨头的后代们带来了源源不绝的现金流,也让他们彻底免去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肮脏游戏。
与之相对应的一个现象是,满世界攻城略地的沃尔玛和家乐福都在香港吃了暗亏,千禧年后,整个香港,没有诞生任何一个知名的互联网公司。
香港楼市的衰落
高企的房价泡沫,也如梦魇一般折磨着这座城市的居民。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香港房价和经济一落千丈。
而2003年的那场抗议之中,房价最高下跌了69.13%,几乎见底。
那段时间,280度俯视香港的飞鹅山,开始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从彩虹地铁站转小巴A1到飞鹅山道,这座海拔600米的山峰,成为了破产者们诀别人世的终点。
香港的坊间给它起了个诨号,人们叫它“自杀崖”。
重重压力之下,香港政府也曾决定改变房地产行业高度捆绑经济的这一现状。
然而,旨在福利社会底层人民的“8万5建屋计划”,最终,还是在市民的反对声中无疾而终。
对于香港的地产来说,最大的变革阻力并不是来自于经济的压力,而是来自于人。
命运就是喜欢开玩笑,不知道在自杀崖纵身一跃的人们,要是知道后来还会有15年的大牛市,房价直奔20万每平的时候,会不会后悔当初的举动?
写在最后
对于现如今的香港来说,这段历史还远远称不上旅途的终点,时间终将证明,所谓的俯视和仰视,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偏见。
兜兜转转之间,一切的偏见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才恍然发现,香港,依然中国为数不多经历国际金融市场洗礼过的城市,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个年头里,它曾是我们瞭望和观察欧美的唯一窗口。
那个如日中天的香港,已经被人逐渐遗忘,那个慢慢落寞的香港,逐渐走向悲伤。
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曾在施政报告里面曾写到:香港楼价高、租金贵,形成巨大的生活压力,是严峻的民生问题。“不少人的目标就是尽量赚钱买楼供楼,青年人选科和择业都要向钱看。住的问题也是香港最严重的安全隐患,不少家庭走投无路,甚至要住在工厂大厦内的劏房。
当今天香港的住房问题日渐突出,开始向大陆要地时,一切仿佛突如其来,一切又仿佛已经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