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携程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直线蹿升。
2月14日晚，携程官方宣布将在全公司推行混合办公制度。从3月1日起，携程各事业部、职能部门员工都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每周1-2天自行选择办公地点。与此同时，携程还发布了全套的员工申请、人员管理、远程办公设备支持方案。
虽然疫情爆发后国内国外诸多企业都进行过类似的改革尝试，但携程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在全公司推行常规性混合办公模式的企业。经此一役，携程成为了“别人家的公司”，酸倒无数打工人。
然而，在携程刷爆全网的背后，混合办公模式到底是一时的潮流还是不可逆的趋势？是大厂的狂欢还是一场全民运动？而这种全新办公模式的兴起，又能否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兴旺？
在社媒狂欢之余，这些现实的问题更值得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思考。
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混合办公制度兴起的背后，有一个重要推动因素：疫情。
尤其是2020年初疫情在欧美蔓延之后，多个硅谷的一众科技巨头迫于现实压力纷纷启动远程办公制度，随即逐渐转型为公司办公+异地办公相结合的混合办公模式，其中的代表就有谷歌、微软和Meta等。
不过在价值研究所看来，疫情只能说是推动混合办公潮流兴起的契机，却并非唯一因素——Z世代年轻员工工作观念的转变，提高员工办公体验的积极作用，以及远程办公基础设施的完善，都对混合办公模式在全球、各行业的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随着Z世代逐渐成为职场主力，其工作观较前一代打工人也有了重大转变。
以国内就业市场为例。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报告，出生在1995-2009年之间的Z世代，在IT、通信、电子、互联网等新经济行业的从业者数量远超80、90后，成为职场主力军。尤其是在年轻化趋势最明显的互联网行业，00后员工占比超20.1%，是85后员工的两倍有余。
总的来说，Z世代的工作观念是在赚取报酬之余，更重视自身和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的契合度，以及日常工作中的幸福感、成就感。专注于员工体验平台建设的宜员科技CEO余磊就表示，为了适应这些变化，企业需要在日常管理、员工关怀方面进行调整，让员工切实感受到企业的尊重和温度，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员工优先。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混合办公的兴起也给宜员科技等企业提供了红利。这部分我们将在下文细述，在这里就不再展开。
而根据德勤在去年年底公布的调查报告，40%的Z世代受访者表示灵活性和适应性是他们选择工作时的优先考虑因素，另有超过60%的Z世代表示他们的公司已经制定了支持灵活工作制度的政策。
考虑到提高人才留存率、保持内部团结等实际问题，对于Z世代的抱怨，雇主必然要有所回应。
其次，钉钉、企业微信、飞书等线上办公软件，还有Zoom等线上会议软件的存在，也为混合办公提供了必要支持。
根据QuestMobile统计的数据，去年8月份钉钉月活逼近2亿大关，企业微信接近破亿，飞书则接连抢来“蔚小理”等重磅客户。CNNIC的数据则显示，截止2021年6月，中国在线办公用户规模达到3.81亿，半年内增长超3500万，在线办公的渗透率大幅提升。
除了月活数据上升之外，这些在线办公软件的功能也都较此前更加完善，且仍在不断做加法。以企业微信为例，在今年年初的新品发布会上推出了产业互联、智能客服等新功能，允许企业创建通讯录，将所有供应商、经销商都加到自己的目录里。
最后别忘了，在国外，谷歌、微软等企业的经历对国内企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巨头的亲身试验改变了不少雇主的态度，让他们意识到混合办公模式并不会对工作效率产生太大影响，甚至会起到促进作用。
2020年10月份，微软正式宣布实行混合办公制度，有需要的员工在经过经理批准后永久进行远程工作。根据规定，微软不仅允许员工在美国不同地区进行工作，某些特定职位的员工甚至可以进行海外远程办公。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统计，当时微软在全球一共拥有16.3万名员工，其中近10万人在美国本土，外界对其敢于全面推行混合办公的魄力表示相当赞赏。
从当前形势来看，混合办公似乎是大势所趋，也是一股不可逆的潮流。根据微软发布的《2021年工作趋势指数报告》，有66%的企业领导者考虑为混合办公重新设计办公区域，还有73%的员工希望保留远程办公的灵活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也有67%的员工希望在疫情结束后能够更多与人互动协作，这表明纯粹的远程办公并不是最优解，在公司办公和异地远程办公相结合的混合办公模式则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员工的需求。
（图片来自微软《2021年工作趋势指数报告》）
梁建章在介绍其推行的混合办公制度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
“混合办公制度的推广，是企业、员工和社会的多赢。不仅能在不影响效率的情况下提升员工满意度，还有利于减少交通堵塞、环境保护，缓解高房价和地区间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梁建章早在2015年就在美国知名经济学杂志QJE上发表论文表示，在家办公能显著提高员工绩效，提高员工的满意度。这也侧面证明，携程对混合办公模式的探索或许早于疫情的爆发，梁建章为首的管理层早就对这种新型办公模式青睐有加。
然而在执行上，携程其实相当谨慎。在价值研究所看来，携程敢于全面推行混合办公政策，主要有两点考量：实现难度低，以及对工作的实际影响小。
一方面，早在此次全面推行混合办公之前，携程就作出过不少试验，且获得了不错效果。
根据携程官方公布的数据，该公司早在2010年就启动针对客服人员的混合办公制度，效果也十分显著：员工绩效提升13%，离职率则下降50%。而从去年8月份开始实行的，1600多名携程员工参与的混合办公实验里，员工参与意愿上升至60%，离职率较实验前下降约三分之一。
此外，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和前面提到的国外巨头相比，携程的体量要小得多，这为其推行混合办公提供了便利。根据领英在去年发布的榜单，携程在职员工数量约为3.4万人，2021年春秋两个招聘旺季共发布1400+工作岗位。按照满额招聘计算，携程当前员工数量也不会超过3.6万，比起微软、谷歌等跨过巨头管理难度要低很多。
另一方面，考虑到行业、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很大一部分携程员工本就不是实行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制，时间上非常灵活。从这个角度讲，混合办公模式只不过提高了他们办公地点的灵活度，对实际工作模式的影响非常小。
在前期选取客服人员进行试验，携程明显是有的放矢。数据显示，携程现有员工中，产品开发人员和客服人员占比最高，分别达到48%和30%。考虑到工作性质的问题，灵活的办公时间和地点对需要24小时在线、长期轮班的客服员工来说，无疑会更加友好。
此外，从成本控制的角度讲，实施混合办公还有一个好处：节省物业成本。根据界面新闻统计的报道，一项针对疫情后采用远程办公模式的企业的调查显示，每位进行远程办公的员工一年下来能为企业节省1.4万的开支，主要来自写字楼租金、办公室日常用品消耗和水电、管理物业费等。
在上述种种数据，以及梁建章本人的大力推动下，携程此次在全公司推行长期性的混合办公制度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管理上有截然不同的难点，携程模式不见得是一本通用秘籍。
在疫情爆发后国外一众实行过，以及仍在推行着混合办公制度的科技巨头的经历来看，其效果只能说是参差不齐。更有甚者，比如华尔街的一众资本大鳄，就十分反感远程办公和混合办公模式。
在疫情爆发初期，富国银行、美国银行和花旗为首的华尔街投行迟迟没有开放远程办公，坚持要求员工回到办公室。小摩CEO詹米·达蒙和高盛CEO大卫·所罗门甚至公开表示，让员工回到办公室，不仅是为了维护华尔街“业绩高于一切”的文化，还是加强员工沟通、让年轻人从老员工的言传身教中尽早提升个人技能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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