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当代盗墓术：高度职业化，河南、陕西、山西已形成高危地区

[ 导读 ] 从组织到盗掘、再到运输和销赃 盗墓是一条充满暴利的黑色利益链，且环环相扣 打击盗掘古墓犯罪，关键在于斩断利益链，然而这并非易事 新盗墓者：古老行业的嬗变 本刊记者/胥大伟 发于2020.11.2总第970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4月23日，一场惊心动魄的集中

从组织到盗掘、再到运输和销赃

盗墓是一条充满暴利的黑色利益链，且环环相扣

打击盗掘古墓犯罪，关键在于斩断利益链，然而这并非易事

新盗墓者：古老“行业”的嬗变

本刊记者/胥大伟

发于2020.11.2总第970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4月23日，一场惊心动魄的集中抓捕行动在安徽悄然展开。

安徽省淮南市警方精心安排了5个抓捕组，分赴5个县市同时展开抓捕行动，11名盗墓贼在同一天全部落网，追回各类文物40多件。在这场抓捕行动前，淮南警方对案件进行了深度调查，摸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这是一个由十七人组成的盗墓团队，团伙成员来自山东、山西以及安徽合肥、庐江等地，他们在安徽疯狂盗掘古墓葬。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即使在疫情期间，这伙盗墓贼在安徽庐江又开始作案，打击刻不容缓。

盗墓，是一个古老的“行当”，早在春秋时期“礼坏乐崩”之后，厚葬之风兴起，盗墓就开始盛行，此后历经两千年，至今未曾断绝。在中国的一些地区，盗墓甚至曾一度非常猖獗。国家文物局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资料显示，在暴利的驱使下，近年来，犯罪分子依然顶风作案。2019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接报各类文物犯罪案件200余件，河南巩义宋陵、河北赵王陵、湖北八岭山古墓群、浙江吴越国钱槿墓等大型遗址、墓葬都遭到盗扰。

另一方面，文物犯罪的集团化、职业化、智能化趋势明显，作案愈加隐蔽，打击文物犯罪形势非常严峻。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文物犯罪运用高科技手段增多，望远镜、红外夜视仪、金属探测器等设备被用于盗掘古墓。犯罪分工更细化，一条龙作业，形成了一个集盗窃、盗掘、运输、窝藏、销赃为一体的地下文物犯罪网络。从内地盗窃、盗掘、运输到口岸、走私出境，直至文物出现在海外交易市场，常常只需要几天时间。

当代“摸金校尉”的盗墓术

盗墓者常常被称作“摸金校尉”。据史书记载，摸金校尉起源于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弥补军饷的不足，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军衔，专司盗墓取财，贴补军饷。

天下霸唱的《鬼吹灯》是一部以摸金校尉为主角的奇幻小说，据其改编的系列影视剧引发了“盗墓题材”的热度。在小说《鬼吹灯》的设定里，盗墓界发展到后期，逐渐形成了摸金有符、发丘有印、搬山有术、卸岭有甲四大门派。“摸金校尉”通常被描述为善于“堪舆倒斗”的能人异士。摸金一脉的绝技是寻龙点穴，根据山川形势和星辰变幻判断风水走向，因为古代大型墓葬选址都会寻找风水吉穴。定位之后，可直接打通盗洞直捣黄龙，避免了前期折损人手。

而在现实中，盗墓的流程可大致分为探墓定位、打洞挖掘，最后由专人进行“清坑”。其中探墓、打洞、“清坑”都需要专业人员进行作业。

一般而言，探墓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从侦破的盗墓案件来看，盗墓分子对墓葬位置的掌握往往非常精准。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武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淮南警方从抓捕的一些盗墓者身上发现有各地的县志、市志，上面详细记载了古墓葬的分布。在这些盗墓犯罪团伙中，有人专门对此进行研究。《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一些文物系统出版的《文物地图集》也成了盗墓者的工具书，甚至一些古墓葬的经纬度都被标注出来。此外，一些盗墓者还会研究风水星象。

例如淮南市警方侦破的“武王墩”盗掘古墓案中，团伙成员河南杞县人夏玉震就因盗墓技术高超，擅长看风水、打探针、定墓室，担任盗墓现场“总指挥”，他还被全国很多盗墓团伙都邀请过充当“摸金校尉”。武王墩古墓位于淮南市山南新区三和乡徐洼村南约150米处，1981年被确定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勘探表明，武王墩古墓是一座平面呈“甲”字形的大型墓葬，墓西侧还发现一处长近150米的大型车马坑。专家表示，这座古墓应属于楚国迁都寿春后一座王的等级的大型墓葬。

一些“专家级”盗墓者的“专业水准”，让一些文物专家都叹为观止。2005年，西安警方接到一起盗墓案的举报。案件侦破之后，文物专家鉴定发现，该陵墓的主人是唐贞顺皇后武氏，即武惠妃，是唐玄宗李隆基早年宠妃。墓穴早被罪犯洗劫一空，最为珍贵的武惠妃石棺椁更是以100万美元的价格被卖到了美国。这起盗墓案当时引发了轰动，海岩在2013年出版的小说《长安盗》便是以这起事件为背景撰写，2019年改编成电影《长安道》上映。

这起当时震惊全国的陕西敬陵盗墓案，主角杨彬充满“传奇色彩”。据报道，他干过摄影师，开过服装店，自学了文物知识，从历史到风水再到金石，从专业期刊到学术论文，成为“专家”级别的文物鉴赏高手。此后，他开始招兵买马“支锅”，以自己掌握的风水知识，判定墓穴位置，成了盗墓集团的头目。

2003年底，杨彬通过丰富的文物知识积累，将目标锁定在西安市长安区庞留村附近的敬陵。他进行了缜密的准备，不但事先安排了盗墓所需的炸药、绞盘、吊车、切割工具和枪支，甚至在附近村庄和警察局门口，还设置了暗哨。2004年5月至6月，杨彬团伙先后六次进入古墓，每次耗时一个通宵，将重达27吨的石棺椁，切成31块运走，发往广州。

杨彬团伙两个多月的盗墓过程，即便是工作多年的考古人员和公安干警，都不得不感叹其专业性。首先，杨彬选择下手的古墓中，没有一座是国家级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杨彬却能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判断出墓葬的等级和价值。其次，深达35米盗洞直指石墓门，一点浪费都没有。如果不是控制精准的笔直墓道，很难想象盗墓者如何才能将笨重的石棺椁吊出。再有，参与盗墓的人员多达20人，但在两个月时间里，六次下手盗墓，却没有走露半点风声。最后，杨彬从不在本地销赃，都是直接联系外地甚至境外买家。这也让西安警方，一直抓不住他的把柄。

根据媒体报道，杨彬硬盘里的文件，不但对汉唐文物的品类、形制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整理。还仔细标注了陕西地区陵墓的分布位置，堪称一部现实版的“盗墓笔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古人非常讲究墓葬选址在比较理想的位置，例如辽代墓一般会在东南方位，背靠大山，前面会有一条大河。不过，这只是一般规律，确定墓葬准确位置，仍需要科学的勘探才能定位。

如今，盗墓贼操作精准往往得益于先进的装备。如在侦破武王墩古墓被盗掘案件中，抓捕现场扣押了大量专业作案工具，如洛阳铲、雷管、土制炸药、升降机、红外夜视仪、对讲机、微型探头等。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介绍，这些盗墓分子踩点以后，并非立刻“开工”，他们往往需要若干天时间来开展隐蔽式作业。在“踩点”结束后，他们会在那里架设一个隐蔽的摄像头，进行反侦查。在确定安全后，才会“开工”。

由于盗墓团伙人员庞杂，为了防止使用手机留下痕迹，在盗墓现场他们通过对讲机进行联络。“洛阳铲已经淘汰了”，淮南市山南新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高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盗墓分子现如今大多采用探针进行古墓位置的探查，“基本上3~5根探针下去，就能够确定棺椁的位置。”

相传，洛阳铲是中国河南洛阳附近村民于20世纪初发明，后人逐渐改进，被广泛用于盗墓。中国古墓葬最集中的洛阳邙山地区“十墓九空”，盗墓者用的就是这种工具，“洛阳铲”也由此而“恶名”远播。此后，考古学家把洛阳铲运用于考古钻探，于是原来的盗墓工具洛阳铲又成了重要考古工具。

洛阳考古博物馆内展示的洛阳铲。图/视觉中国

在完成古墓位置探查后，打盗洞则是另一项技术活。在武王墩古墓被盗现场，根据主要盗墓嫌疑人供述，2015年该团伙从武王墩古墓北部正上方打了一个16米左右深的竖洞，后期竖洞塌方，在竖洞旁边又打出一个60cmX60cm的方孔斜洞进入第一个墓室，发现墓室里都是水，抽了3天。水至齐腰深后下去，墓室大概3米宽，4~5米长，2米高，盗墓者在水里一横杆上摸出编钟等文物；一个月后，该团伙在第一次下去的墓室右侧长方形木质墙边角又开了一个70cmX70cm的方孔斜洞，进到另一个长方形墓室，第二次盗得文物若干。后嫌疑人欲打通主室，从侧室到主室墙厚达两米，因主室的木质结构已经全部塌方，嫌疑人无法进入，只能用手伸进去，而墓室的墙壁上均为彩绘。

高坤介绍，盗墓分子先后三次采用“挤压式爆破盗掘法”盗掘淮南武王墩古墓葬。挤压式爆破，即在地下埋好炸药，爆炸时将泥土挤压到两边，以形成一个可容纳人上下的洞穴。采用挤压式爆破有几个优点，一是盗洞成型快速，比洛阳铲省劲；二是洞壁因挤压的作用，不易塌方；三是地面上不见土，不容被发现；四是，因为在地下爆破、声音小，并不怕被人听到。这需要爆破者对炸药用量进行精确计算。

淮南市谢家集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长杨勇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刚参加工作时，盗墓者往往乘着雷雨天作案，这样可以掩盖放炮的声音，挖盗洞也大多采用铁锹进行挖掘。杨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使用，以往一个墓葬需要作业一两个月，如今只需几天时间就可以完成盗掘作业。

多位受访的警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如今的盗墓已经从野蛮式的挖掘向依靠技术开挖的方向发展。

隐秘的盗墓圈子

2018年10月，淮南市警方获悉，盗掘过武王墩古墓的盗墓团伙部分骨干成员准备了大量盗墓工具，蓄意再次赴淮南盗掘廉颇古墓葬。为防止该团伙再次对墓葬实施破坏性盗掘，淮南市警方抽调80余名精干警力分赴河南、山东、江西、淮南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此前，淮南市警方对该案进行了深度经营，摸清了该团伙的基本架构。

该团伙成员包括实施盗掘16人、召集准备3人、技术指导1人、倒卖文物1人、出资方3人，形成了出资、探测、盗掘、运输、倒卖、走私一条龙作业的地下文物犯罪链条。其中出资人和盗墓骨干分子均系河南籍人员，淮南本地“老大”则担任团伙后勤保障和出资角色，山东籍人员负责贩卖文物，构成了一个由河南、山东以及淮南本地人，三省一体的跨区域盗墓团伙。警方发现，从已侦破的盗掘古墓葬案件来看，盗掘团伙要么是本地人，要么有本地人参与或协助，这样不容易被发现。

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在打击文物犯罪方面经验丰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全国来看，实施盗掘古墓这类的犯罪，已形成了几个高危地区，如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并形成了高度的职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