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携200亿美元入苏州”？ 一位前省委书记的口述揭秘

据苏州市政府官网，2021年苏州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4万亿元大关，全年工业规模超越上海、深圳，正式问鼎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但如今鲜为人知的是，苏州工业园区的创建却经历了艰难历程。

本文是江苏省委原书记陈焕友的回忆文章。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提到要借鉴新加坡经验。

同年9月下旬陈焕友便接到外交部通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准备到无锡、苏州考察访问，要做好接待。

在历经一年多的沟通中，双方达成目标：

经过十多年时间，投资约200亿美元，建设一个70平方公里、60万人口的具有当代国际先进科技水平的苏州工业园区。

然而此次合作沟通却遭遇泄露，给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更有“洋浦风波”，将香港公司与海南省政府的合作称为丧权辱国的“租界”在先，一时引发关注。

中新谈判的首要问题就是合作项目的名称确定。起初新方想延续裕廊工业镇的合作模式，建议命名为“苏州工业镇”，然而期待却传出“苏州要成为新加坡殖民地”的流言。

而对苏州工业园区实行什么样的优惠政策，也是谈判的一个大问题。

新方开始希望苏州工业园区能享受深圳、 珠海等特区的优惠政策，可是中央领导同志已宣布，中国的特区不再扩大了。

考虑到这个问题的特殊性，陈焕友请求国务院领导给予支持。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表态，

苏州工业园区虽不能完全享受深圳、珠海等特区的优惠政策，但可参照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各项政策，这叫做“不特有特、特中有特”，从而使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综观今日之苏州工业园区，其发展大大超过创建时的预期。作者在本文披露的不为人知的细节，仍有参考价值。本文原载《新华日报》2008年8月3日第A04版，转自“学习俱乐部”，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苏州工业园区创建的前前后后

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共建苏州工业园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自1994年2月26日中新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以来，14年弹指一挥间，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长为一个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科研教育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成为既出物质文明成果又出精神文明成果的现代化、国际化、园林化新城区，成为江苏、全国乃至在国际上都有重要影响的对外开放窗口。

今年（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苏州工业园区创建的艰难历程，我作为参与者、推动者之一，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一、友好交往 抓住机遇

1990年4月，我国向全世界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为新形势下坚持改革、扩大开放注入了强劲动力。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掀开了新的篇章。

1992年9月下旬，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副总理王鼎昌应邀访问中国，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会见后，提出要到江苏的无锡、苏州看看。外交部通知我省做好接待安排。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亲自倡导，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当时我是江苏省省长，很想学习新加坡快速发展、社会管理的经验，为江苏建设经济繁荣、科教发达、生活富裕、法制健全、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现代化省份提供借鉴。我与时任省政府秘书长段绪申、省外办主任吴冬华等同志一道，从南京专程赶到无锡硕放机场迎接李光耀资政一行，9月30日和10月1日全程陪同，先后在无锡、苏州参观考察。

90年代初的江苏经济，刚刚走过80年代被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正在实施接轨浦东和沿江、沿海、沿东陇海线“三沿”发展战略，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全省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沪宁高速公路江苏段，筹划建设苏中、苏北高等级公路以及几座新的长江大桥，抓紧建设太湖、淮河水利工程和以电力为主的能源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们还在酝酿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加强干部培训工作等提高劳动力素质、培养各类人才的方案。在经济体制加快转轨，开放型经济蓄势待发的重要时刻，接待好李光耀资政一行，当面请教新加坡发展现代经济的理念和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将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送上门来难得的学习借鉴和交流沟通良机，我让省外办特地从上海租了一辆加长的奔驰轿车，用于接待李光耀资政一行，既减轻客人的旅途疲劳，也为我和李光耀资政边看边谈提供便利。车上坐了6个人，李光耀资政坐在后排中间，李夫人和我分别坐在他的两旁，中排的座位坐着翻译，前排坐了司机和警卫。我一面陪同李光耀资政参观，一面抓紧时间与他交谈。我向他提了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他也向我了解江苏省特别是苏州、无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情况，双方谈意甚浓、兴趣盎然。在太湖的游船上，在苏州的园林里，我们一边欣赏江南美景，一边讨论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

最后，我在苏州竹辉饭店为新加坡客人举行告别宴会，席间宾主交谈甚欢，气氛热烈。我问李光耀资政对这次访问有何感想？他评价我对江苏和无锡、苏州的情况“了如指掌”，回答他的提问“对答如流”。李资政听说我1991年曾应新加坡民间邀请访问过新加坡，这次又专程从南京赶来，全程陪同他参观考察，非常感动。他问我对新加坡和他本人有何看法。我说，新加坡在您领导下把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完备的法制建设同东方的优秀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听了十分高兴。我提议：李光耀资政一行首次访问苏州、无锡，时间短促，而双方想谈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以江苏省省长的名义邀请李光耀资政、王鼎昌副总理明年（即1993年）春暖花开之时再来美丽的苏州考察访问，深入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李资政当即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1992年11月，我派时任苏州市市长章新胜和其他几位同志出访新加坡，此后陆续派了几批专家组去新方考察，新加坡方面也先后派了几批专家来苏州考察，为双方合作开展前期准备工作。

▍二、几经周折 艰辛起步

1993年5月，李光耀资政一行应邀访问苏州。按照原定计划，我拟邀请李光耀资政5月15日左右到访，因为5月10日我将在香港出席江苏省经贸洽谈会开幕式，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邵逸夫、霍英东和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等众多贵宾应邀参加。就在我即将赴港参加经贸洽谈会前夕，突然出现了两个情况：一是李光耀资政、王鼎昌副总理将提前于5月10日访问苏州，并建议11日上午在苏州竹辉饭店与我见面，正式会谈合作项目；二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定于5月10日在上海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书记、省（市）长座谈会。这三件大事碰到一起，我真感到分身乏术，必须赶紧调整工作日程。

为了如期接待李光耀资政一行，我一方面急电正在马来西亚访问、刚刚当选尚未到任的副省长王荣炳同志赶到香港，代表我参加经贸洽谈会开幕式；另一方面我提前赶到香港，对主要贵宾一家一家登门拜访，为我无法出席经贸洽谈会开幕式表示歉意，取得香港朋友们的谅解。香港朋友们的表现令我十分感动。李嘉诚先生专程到我下榻的宾馆看我，他说：你有急事赶回苏州，不能参加洽谈会开幕式，我也就不参加了，但我一定派助手参加。他还和我探讨了双方在能源和钢铁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邵逸夫先生请我到他家吃早饭，又主动提出陪我到邵氏公司有线电视台参加直播节目。他说：焕友省长这次来香港招商，不能亲自参加经贸洽谈会开幕式，你可以免费利用我的电视台，在礼拜天早晨八点至八点半这个黄金时间段，直接向广大香港市民介绍江苏的发展情况和投资环境。我在演播室内接受电视台主持人访谈，86岁高龄的邵老先生在外面等了30分钟。周南同志一定要请我吃了晚饭，才让我离开香港。我也与霍英东先生通了电话，向他表示歉意。

5月9日晚，我从香港直飞上海。10日上午参加华东六省一市书记、省（市）长座谈会。会议期间，我向江泽民总书记请假，把李光耀资政要来苏州和我商谈合作的情况作了汇报。江泽民同志同意我去苏州接待客人，还要我代表他向李光耀资政问好，并要我把会谈情况及时向他报告。10日晚，我从上海赶到了苏州。

5月11日早晨，李光耀资政和夫人、王鼎昌副总理和夫人、新加坡驻中国大使郑东发先生等在竹辉饭店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等候我。他们见到我十分高兴，听说我辗转于香港、上海、苏州，风尘仆仆，按时赴约，都非常感动。李光耀资政握着我的手，连声说我为人讲信誉，辛苦了。我和新加坡客人共进早餐后，宾主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一致同意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其目标是：经过十多年时间，投资约200亿美元，建设一个70平方公里、60万人口的具有当代国际先进科技水平、环境优美的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区。苏州市人民政府和新加坡劳工基金（国际）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原则协议书，我和李光耀资政、王鼎昌副总理，以及苏州市委书记、市长等有关人员出席了协议签字仪式。

会谈中，我和李光耀资政都叮嘱双方记者，千万不要把有关200亿美元投资一事传出去。我考虑的是，这200亿美元项目还只是意向中的事，尚未经中央正式批准。一旦过早外传，会给中新双方合作增加不少变数。李光耀资政也担心消息过早外传，会使我国不少地方领导找他争这个项目。哪知当晚中方一位记者就向香港发表了一则消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和江苏省省长陈焕友在苏州签定了一个200亿美元的大项目。这个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很大震动，给我们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当时我对在场记者朋友提出保密要求，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1988年6月，刚刚建省的海南省政府在洋浦半岛上划出40平方公里土地为开发区，由熊谷组（香港）公司独资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并负责对外招商。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却受到社会上一些人士的公开指责，与被殖民时代丧权辱国的“租界”联系起来，酿成了著名的“洋浦风波”，开发项目几近流产。

我们正在与新加坡洽谈的苏州工业园区，尽管采用“合资开发”形式，但也属“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虽然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国内改革开放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好，但几年前曾经喧嚣一时的“姓资姓社”、“卖国爱国”的无端争论犹在耳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江苏一方面大胆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争取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尽量讲究策略，“多做少说”，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只做不说”，以减少政治上的干扰。这种策略，现在看来是有些多虑，但在当时却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