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携200亿美元入苏州”？ 一位前省委书记的口述揭秘(2)

在苏州和李光耀资政进行会谈并签订意向性合作协议的当天下午，我将双方商谈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有关情况，发传真电报向江泽民总书记作了汇报。江泽民同志不久在北京会见李光耀资政时说：关于中新合作项目放在哪里，我作为中央领导人不便明确讲，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作为个人看法，我认为放在江苏苏州好。因为那里的劳动力素质比较高，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出在那里的比较多，而且苏州靠上海近，交通方便。

苏州工业园区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是投资200亿美元以上的大项目，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准，必须取得国家许多部门的支持。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我带领省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苏州市的负责同志，到国家有关部委汇报合作项目情况，争取他们的支持。我们分别拜访了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对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公安部部长陶驷驹，还拜访了建设部、劳动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和国务院法制局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国家部委的领导同志都表示支持这个项目。

我又找机会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我必须直接向李鹏总理当面汇报。那时李鹏同志生病住在301医院，医院婉拒一切会客。于是我请总理秘书姜云宝同志接通了李鹏总理夫人朱琳同志的电话。经朱琳同志做了工作，医生勉强同意会见8分钟。实际上，李鹏同志和我谈了半个多小时，详细了解了有关情况，明确表态：“你们已经做了许多前期工作，和新加坡方面已经谈得很深了，我支持工业园区放在苏州，争取合作成功。”当时李岚清副总理分管外经贸工作，我在北京国际饭店向他和吴仪同志汇报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李岚清和吴仪同志都认为这是个好项目，表示支持。有国务院总理、分管外经贸工作的副总理和对外经贸合作部部长表态支持，我心里踏实多了。

在我多次赴京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国家有关部委汇报项目、争取支持的同时，我们和新方就合作共建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多次进行磋商。1993年国庆节前，新加坡驻华大使郑东发先生向我提议：为了合作共建苏州工业园区，新方领导人已两次来中国了，就像一对年轻人谈恋爱应当你来我往，希望中方也派一个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加速项目洽谈进程，为双方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正式会谈并签订两国合作协议做好准备。

我觉得新方提议言之有理，很快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同志汇报，建议国务院派一位领导同志率政府高级代表团出访新加坡。朱镕基同志表态说：“好！我赞成。你先去请人吧！哪位同意去，我来批准。”我就去向国务院有关领导汇报请示，请他们能带团出访。请了几位，都因种种原因一时定不下来。我把请人的情况向朱镕基同志作了汇报，他说：“实在没有人去，那就你带团去吧！”

当时，我是江苏省委书记兼省长。我对朱镕基同志说：“我是个地方官，要代表中方去，最好国务院对外有个说法，这样对新方好交代。”他说：“好！对外就说，陈焕友同志受国务院委托，代表中方和新方会谈工业园区项目并草签协议。”我又提出：“我当代表团团长可以，是否可以请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同志担任代表团的高级顾问，并请他牵头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专家组，和我们江苏省政府代表团一同去。”朱镕基同志说：“胡平同志当顾问当然可以，具体事情你们商量吧！”接着，我省和国家有关部委抓紧组团，准备出访新加坡。

10月中旬，中方代表团即将出发，又出现一个新情况：这时党中央决定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同志学习《邓选》第三期学习班。于是我们赶紧去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向他汇报我受国务院委托要带团到新加坡谈判苏州工业园区项目，胡平同志担任代表团高级顾问，请他批准我们请假。胡锦涛同志非常体谅我们的困难，说：“中央规定正部级干部都要参加学习班，任何人没有特殊情况不得请假，你作为特例可以批准请假，胡平同志还是先参加学习，稍后一点再去新加坡参加签字仪式。

▍四、赴新谈判 忽生意外

1993年10月18日，我受国务院的委托，率领中方代表团前往新加坡商谈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代表团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江苏省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部分是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赵云栋同志牵头的由国家有关部委副部长或司局长组成的国务院专家组，还有一部分是苏州市委书记和市长等组成的工作小组。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在李光耀资政向我国政府提出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意向、我们与新方多次商谈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就借鉴新加坡经验和商务等方面的原则问题进行谈判，为不久两国中央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约做好前期准备。

谈判是草签协议的第一个程序，也是最艰难的前期工作。几天后，正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在省里主持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孙家正同志给我打来紧急电话：金陵石化南京炼油厂储油罐发生特大火灾，炼油厂附近还有化肥厂、烷基苯厂和其它化工企业，扑灭大火万分紧急。

我接到这个电话，一下子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我当时身为省委书记兼省长，省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回去怎么行呢？可谈判正处于紧张阶段，团长一走，谈判如何继续？特别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的专家组，是好不容易才请到一起来的，要是再次把他们请回来可是难上加难了。两件大事胶着在一起，我心急如焚。考虑再三，我坦诚地跟李光耀资政商量：我暂时回国几天，大火一灭立即赶回来。李光耀资政对此表示理解。我又跟北京来的同志们讲明情况，也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于是我带了秘书刘方同志匆匆赶到新加坡樟宜机场，准备回国。

那天真不凑巧，从新加坡飞往香港的航班没有机票，我们购买了到广州的机票，可飞机临时发生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在候机厅等了五六个小时，踱步沉思，焦急万分，最后决定直接给李鹏总理打电话，把中方与新加坡方面谈判的工作进展和南京炼油厂突然发生大火的情况向李鹏总理作了汇报，请示他如何处置。李鹏同志略加思考后说：“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回来，既然谈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经过多方努力又有了很大进展，你作为团长，突然走了，也不好办。我马上了解一下火灾情况，并立即派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同志赶到南京去。”

听了李鹏总理的指示，我虽然人暂时留下了，但心一直牵挂着南京。罗干同志到南京亲临现场指挥，省委、省政府和南京市委、市政府许多领导同志日夜操劳，广大消防官兵、解放军和武警指战员、公安干警以及金陵石化公司与炼油厂干部职工奋勇拼搏，大火很快就扑灭了。罗干同志立即给我打电话说：“焕友同志，南京炼油厂的大火扑灭了，你安心在新加坡谈判，签了字再回来吧！”我在电话中一再向他表示感谢，继续率领代表团与新加坡方面进行谈判。

▍五、注重“软件” 创新模式

实地考察新加坡的经济和公共管理，为未来苏州工业园区结合中国国情、借鉴新加坡成功经验，作出可行性分析与结论，是我受国务院委托率团访新的主要工作之一。

为此，国务院派出了专家组，成员分别来自特区办和国家计委、外经贸部、财政部、建设部、劳动部、公安部、税务总局、土管局、法制局等九个主管部门，省、市代表团成员也有很高的专业水平。代表团在访新期间，分头考察新加坡的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新加坡方面也在李光耀资政的亲自安排下，做了精心的准备。李光耀资政专门指示：采用开放的办法，积极配合考察，中国代表团要看什么就让客人看什么，每到一处都由主要官员介绍情况。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是党的十四大的重要精神。借鉴新加坡经验，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的。在中新双方为合作开发工业园区的接触和酝酿中，如何通过工业园区的开发，结合中国国情、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始终是我们洽谈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对邓小平同志倡导借鉴新加坡经验的积极回应，新加坡方面也通过外交信函，以李光耀资政的名义，向我国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与中国分享管理软件的建议》。

我率团对新加坡“软件”进行了多日考察，分别走访了新加坡的35个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进一步加深了对“新加坡软件”和邓小平同志指示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代表团一致对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可行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

几个月以后，江苏省政府根据这次考察的成果，对新加坡“软件”进行了分析归纳，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的近期和远期规划、土地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应用、投资的宣传、网络组织、营销方式、鼓励措施等，属于一般经济管理的范畴，是建设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苏州工业园区所必需的，是完全可以引进的。第二个层次，主要是新加坡裕廊工业镇调控市场的经验，以及促使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有序竞争、相互合作、和谐统一的做法，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范畴，引进也是可行的。第三个层次，主要指立法、司法、执法和廉政肃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可以部分吸收其符合中国国情的成分。

10月26日，我和新加坡贸工部长丹纳巴南，签署了新加坡政府机构向江苏省苏州市提供经济和公共管理“软件”的备忘录。苏州市长章新胜同志与新方吉宝财团主席沈基文先生，签署了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协议书。

▍六、调整区划 着眼长远

中新双方合作都有诚意，同时因涉及到各自的利益，加上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存在差异，谈判桌上的争论不可避免。

谈判中首先遇到合作项目的名称问题。新加坡有一个开发区叫“裕廊工业镇”，办得很成功，新方想和我们合作的就是裕廊工业镇的模式，因此他们开始也想叫“苏州工业镇”。我们中方认为，“镇”在中国是行政单位，中外合作建设一个行政单位不妥，容易造成误解。当时确有一些流言蜚语在极少数群众中传播，说苏州要成为新加坡的殖民地了。这个话后来传到李光耀资政那里，他说：“我一个小国，哪有资格在你们中国建殖民地呢？”于是我们双方协商，不叫“镇”，叫“园区”，这样就是一个经济地域的概念了，双方一致同意该项目定名为“苏州工业园区”（英文名为Suzhou Industry Park，简称SIP）。

谈判中对工业园区的具体位置很快形成了共识，因为双方专家事先作了反复调研论证。我和李光耀资政分别听取了各自专家们的意见，并分别进行过实地察看，一致同意按国务院批准的苏州城市总体规划要求，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业园区放在苏州城东金鸡湖周边地区。后来，我们省、市领导同志将苏州城市总体规划概括为“东园（工业园）西区（新区）、古城居中”，就是这么来的。

谈判中还遇到工业园区的开发范围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新方的投资信心和园区的长远发展。一开始，我们和新方商量，将工业园区的规划面积定为70平方公里。但有关方面只同意8平方公里。我们怕影响新方的投资信心，经商定并明确：按70平方公里做规划布局，前期先搞8平方公里，中新两国正式签订的合作协议里称之为“首期开发8平方公里”。协议中的“70平方公里”，牵涉到苏州郊区和吴县的5个乡镇，沟沟坎坎，边边角角，很不好规划。如果控制不好，县（区）乡（镇）在苏州工业园区70平方公里周围各自搞一些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群，不利于长远发展。我从新加坡回国后反复考虑，经省委集体研究决定，把这5个乡镇的200多平方公里一次性划归工业园区，统一规划管理。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园区马上要动用这么多的土地，而是归工业园区集中管理、统一规划、滚动开发。

这个决策在今天看来比较合理，但在当时从决策到实施都费了很多的心血，主要是大家要统一思想，服从工业园区长远规划的大局。1993年11月，经过省长办公会议研究，省委几位副书记也一致同意，将苏州郊区和吴县的5个乡镇划归苏州工业园区统一管理，由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一个电报给苏州市政府，先把原则定下来，再逐级做工作。1994年春，我带领省里20多位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去苏州现场办公。其中有省级领导许仲林、俞兴德和梁保华同志。我在苏州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我代表省委、省政府作出这个决定，是从省、市、县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苏州市的领导同志顾全大局，表示服从省委、省政府的决定。我们终于把园区开发范围这个“老大难”问题解决了。现在看来，那时候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稍有含糊，对以后工业园区的长远发展将是十分不利的。

市里认识统一了，那吴县（当时已改名为吴县市）领导班子会不会有不同意见呢？于是会议一结束，我就和几位省级负责同志一起赶到吴县。由于时间紧张，我们来不及到吴县东山宾馆去，就约吴县市委书记和市长在太湖旅游度假区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