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方面，李某等人购买商品的目的很明确，即为后期的投诉和勒索做准备。李某等人利用一些商户会尽可能满足消费者请求的心理，这些商户全然不知其热心行为反而成为了李某等人勒索的把柄。李某等人不仅诱导商户售卖，而且刻意诱骗商家的员工帮其代购这些无中文标识的商品，然后将代购的行为虚构成商户售卖行为向食药监部门举报。在多起案件中，李某等人手段恶劣，在第一次成功购得无中文标识商品后，仍不就此罢手，其他团伙成员会连续到该商户去购买，等到第二次、第三次购买得手后，再依次向商户索要“赔偿”。
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无正当职业，以索偿牟利为生，牟 利打假的对象主要是正规超市、酒楼、连锁企业（如钱大妈、大润发、华润万家），索偿主要集中在产品标识、说明等微小瑕疵方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对消费者不具备人身伤害，且对市场经营秩序的危害性不大。
按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在普通消费产品领域，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李某等人每次均指明要购买无中文标识的商品，不存在其主观上受到欺诈的情形。再者，李某等人所购商品是以日后实施敲诈勒索为目的，并非用于正常的消费，应与正常的消费者区别对待。
（二）案件特点
一是团伙成员文化不高，专研法规。从对各个犯罪嫌疑 人的调查结果发现，该团伙6人以李某为主，伙同其他几人 一起进行敲诈勒索，且文化程度均不高，如主犯李某只有小学文化，该团伙在食品举报投诉领域浸淫多年，对相关法律政策法规研究深入，如对商家的敲诈勒索金额从不超越法规 规定的十倍赔偿金额，对行政机关举报投诉程序也了如指掌，因此该团伙也一直得意地认为自身行为不违法，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属于灵活应用法律。
二是团伙分开踩点，集体行动。该团伙并不在深圳固定一个区域进行敲诈活动，团伙成员平时会以撒网的形式到深圳各区踩点，发现有好下手的商家目标则通知同伙过来一起进行敲诈勒索，对敲诈成功愿意私了的商家还会重复替换团伙其他成员过来敲诈，且不像其他“职业索偿人”主要以商店超市等日常销售的酒水食品作为索偿商品，该团伙经常对酒楼甚至茶餐厅等商户下手，要求无酒水售卖的茶餐厅为他们购买水货洋酒，之后再来敲诈索赔。
三是滥用法律，行为恶劣。《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本是维护人民群众食品安全和消费权益的正义武器，而该团伙不用来维护权益而以敲诈营利为目的，将法律法规视作开展敲诈勒索的作恶工具，大肆知假买假索要高额赔款，且还设计套路让商家入局转而进行敲诈勒索，因该团伙未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打击，更使他们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进行敲诈勒索。
3、“职业索偿”成因分析
一是、国家相关法律条款支持惩罚性赔偿。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商品或服务价款3倍的损失。《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给予消费者10倍赔偿。2014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及相关指导案例中，将“知假买假”“寻假买假”视为普通消费者，并对其请求赔偿行为予以支持。在有关法律的支持及利益的驱使下，“职业索偿”群体通过故意买假，甚至不惜采取敲诈勒索等犯罪手段向经营者索偿逐渐兴起，实际上偏离了立法的初衷。
二是、国家食品标准体系不健全、标签类标准极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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