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种粮每亩收入，只相当于农民4~7天的打工收入,如何破解增产(2)

由于粮食产不足需，上述六县市粮食调入数量不断增加，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东北米、河南面”是当地口粮供应的主体。中国农科院的调研报告显示，云贵两省正在从粮食产销平衡区退化为主销区，退化趋势正在加快、退化程度不断加深。报告认为，对粮食安全认识有偏差，是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

当地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也呈现出明显短板：土地细碎化程度高，规模化程度低，生产成本高，抗自然灾害能力弱。在贵州省织金县种植面积达到20亩以上就算种植大户，全县1000多个种植大户中仅有100户纯种粮。云南省宣威县粮食生产基本是单家独户，耕地流转率仅10％。由于没有适度规模经营，粮食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偏高。贵州省普定县化处镇稻谷每亩收入1000元，算上5个工成本高达1090元。

2018年织金、宣威和宜良三县的粮食机械化率分别为15％、30％和52％，远低于全国粮食80％的平均水平。中国农科院的调研报告显示，贵州省有效灌溉面积比重仅为24.7％，云南为29.8％，远低于50.3％的全国平均水平，位列全国倒数第1和倒数第5。云南亩产500公斤以下的低产田4797.9万亩，占耕地面积近一半，且大多种粮食作物，自然灾害影响大。云南近年来草地贪夜蛾、粘虫、蚜虫、螟虫轮番来袭，虫害形势严峻。此外当地仓储和烘干设备缺乏，玉米霉变问题突出。宜良饲料产业园区企业因本地玉米黄曲霉毒素超标50％以上，只能从黑龙江、内蒙古等地调运加工。

规模化经营难题同样困扰着传统产粮区。相关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两省新型经营主体规模经营已占当地土地面积的一半。但钟钰调研发现，黑吉两省新型主体规模化经营风险在增加。当地土地租金波动加剧，土地经营收益、补贴与土地租金的联动效应突出显现，经营好了反而会带动土地流转价格的增加。在抗灾能力方面，当地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灾害应对能力严重不足，农田基建一直缺乏相关政策的有力扶持。此外，保险保障力度低、赔付门槛高，农民获得赔付有限。

目前中国一些产粮大省仍未根本消解“粮食强省—经济矮省—财政弱省”的窘境，“财粮倒挂”现象明显，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

毛学峰认为，破解这个矛盾可能需要考虑在粮食主产区给予政策倾斜，但仅靠一点转移支付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张晓山指出，黑龙江、内蒙古等产粮大省是在为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发展上的牺牲。对于这些产粮大省，应该建立一种回馈机制，调整分配格局，国家财政要更多对产粮大省进行倾斜。

多重压力下的耕地保护

“在考虑粮食安全的时候，往往过于关注库存量。实际上，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短期看是库存安全，长期看则是产能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陈明撰文指出，藏粮于库不如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农。

耕地保有量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盘”。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中国确保耕地保有量的约束性指标，它被看成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安全线”。2017年，国务院印发《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明确要求到2020年、2030年我国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18.65亿亩、18.25亿亩以上。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小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8亿亩耕地红线并非“拍脑门式划线”，而是土地资源管理等相关部门经过系统研究测算确定的，并通过编制中央、省、市、县、乡5级国土空间规划来实施。18亿亩耕地红线意味着可以保障中国人的口粮安全，也能够守得住。

然而，中国的耕地保护依然面临多方面压力。首先是耕地面积的持续减少。中农办原主任陈锡文曾表示，在2008年之前的11年里，中国耕地总面积减少了1.25亿亩，因为分散在各地，又用了11年的过程，所以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警觉。自然资源部在2017年发布的最新一期《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全国耕地面积13486.32万公顷，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约91万亩。

耕地减少的同时，耕地抛荒的势头也在加剧，存在“季节性抛荒”“非粮化抛荒”“绝对抛荒”。在中国南方山区和丘陵地带，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太少，难以维系农民的基本生存，大面积全年抛荒的耕地随处可见。

除了耕地的减少，中国当前耕地过度利用、土壤污染，导致耕地质量的下降，正成为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另一个隐忧。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撰文指出，近年来，中国耕地总面积一直稳定在20.3亿亩左右，但耕地负载逐年加大。从数量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年均约为480万亩，虽有占补平衡，但2010年至2017年耕地净减少780多万亩。从质量看，不少地方耕地退化、污染严重，一些地方占好地、补坏地，占水地、补旱地，2016年全国优高等耕地面积仅占29.5％。

据中农集团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武轶介绍，目前，中国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仅为50％~60％，比欧美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中国农业的面源污染、耕地酸化和板结化等问题十分突出。此外，据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专家测算，我国每生产一公斤粮食，约耗费一吨水。目前北方的粮食产量已远高于南方，但占全国总耕地60％以上的淮河及以北地区仅拥有不到20％的水资源，资源环境约束不断收紧。

多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的耕地保护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仍是城市化快速扩张和土地利用的粗放浪费。王小映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地关系的极不和谐，当前中国又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一方面要保证粮食安全，另一方面要保障城市建设用地，两者间极难平衡。

在汹涌的城市化浪潮之下，带给粮食安全的另一个隐忧是，大量农民进城，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影响粮食生产。例如湖南和江西两省是双季稻区，因为劳动力的减少，不少地方慢慢变成只种一季稻。

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大批量的土地流转。目前，流转承包地的农户已经超过7000万户，但中国农村的现实仍是“大国小农”。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我国现在的农户有2.3亿户，户均经营规模7.8亩，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有2.1亿户，这是个小规模甚至超小规模的经营格局。

张晓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2亿多农户中，真正把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只占其中的30％~40％。张晓山认为，农业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能把这些小农户都能够从农业中驱赶出去。事实上，农村中老年人组成的“5060部队”正在担负着中国粮食生产的重任。

被跨国粮商掌握的“命门”

8月25日，中美再签农产品进口大单。中国再次购买了20.4万吨的美国大豆和40.8万吨的美国玉米。《中国新闻周刊》从农业农村部获悉，随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自美国进口大豆有望继续增加。

不仅仅是大豆，中国在棉花、植物油、糖和肉类等农产品方面，每年都有大额的进口需求。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年进口额高达1800亿美元。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程国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想要维持农产品供需总体平衡，经测算需要38.5亿亩的种植面积，而国内只有25亿亩的种植面积，这意味着13.5亿亩种植面积缺口，是通过进口来解决的。

程国强指出，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粮食进口国，但在全球粮食市场上，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且合理的供应链，且中国粮食进口来源相对集中，进口渠道较为单一。例如大宗谷物贸易，中国往往都是通过跨国粮食公司来进行采购。

跨国粮食公司事实上控制了全球的粮食贸易与流通体系，这套体系影响着全球粮食的稳定供给。以大豆为例，中国主要的进口国是巴西、美国、阿根廷，而以ADM、邦基、嘉吉和路易·达孚为首的国际粮商，控制着南美和美国70％以上的大豆货源。程国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际粮商的商业逻辑最核心之处在于掌握仓储，掌握仓储设施意味着控制了货源。“国际粮商把农产品从产地到仓储，再到港口航运等物流环节，最后到目标市场，整个全球供应链牢牢抓在手上，国际市场价格怎么波动，对他们而言只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程国强说。

近10年来，随着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肉、蛋、奶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国际粮商关注于投资产业链上游的饲料供给端，部分外资则在国内的养殖行业介入较深。

程国强认为，跨国粮商在国内的投资行为，只是遵循了商业逻辑，不应将商业逻辑政治化。相反，中国的粮食企业应该多学习国际粮商如何布局全球粮食的供应产业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