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病人越看越多，很大程度上与医学缺乏整体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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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主角

医学自诞生起到20世纪中叶，传染病一直是医学应对的人类死亡的主要疾病，对抗传染病是医学千年不变的主旋律。

发生在164年至180年的古罗马的瘟疫，法国画家尼古拉斯·普桑的作品《阿什杜德的瘟疫》描绘了古罗马安东尼大帝执政时期这场恐怖瘟疫。

历史上，传染病大流行曾是比政治、经济、军事都要重要的事件：14世纪开始的欧洲鼠疫，欧洲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动摇了基督教和封建制度的根基；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造成约5000万人的死亡，致使一战停歇告终。传染病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

1918年10月，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搭建的帐篷急诊医院挤满病人。

1915年，跟结核病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爱德华·特鲁多与世长辞，墓志铭中有今天每个医生都熟知的一句话：偶尔可以治愈，经常只是缓解，永远应该安慰。不仅表达了医学的温度，也道出了医学的无奈。几千年来，人类应对传染病，在治疗上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既然治疗没有办法，人们就把希望转向了预防。人类征服传染病的第一条线路是宏观认识和预防策略。

19世纪，产褥热在欧洲流行，原本正常的孕妇产后很快发热死亡，有些地方死亡率高达20%，成了女性死亡的重要原因。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

当时还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医学界普遍认为瘴气（即潮湿污浊的空气）是产褥热的病因。1846年，奥地利总医院年轻的塞麦尔维斯医生通过比较产房的产褥热死亡情况，认为很可能是医生把一种看不见的“致死因子”从尸体解剖室带到了产房，传给产妇导致她们发热死亡。因此，他建议医生接生前洗手，这项措施很快就把产褥热的死亡率降低了80%。塞麦尔维斯的发现，是人类正确认识和有效预防传染病的开端——疾病是可传染的、通过洗手可以阻断传播。

1854年，伦敦霍乱大流行，约翰·斯诺发现围绕伦敦宽街的一口水井附近的霍乱死亡人数特别多，因此认为霍乱可能是经水传播的，拿走取水的把手，宽街周围的霍乱很快就平息了。

约翰·斯诺。

到了这时，虽然医学还没有确立微生物和疾病的关系，却已经有了通过洗手和净化饮用水来控制传染病的措施，卫生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发端。

20世纪初的卫生，不仅代表着当时医学领域的高新科技，也是医学实践的重要活动内容。在西方书籍记载中，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这一段时间内，公共卫生出现的频率和临床医学很接近，说明那时社会对卫生的重视程度。

抽水马桶的发明对人类健康贡献良多。图为2005年9月23日，世界厕所峰会在英国贝尔法斯特举行，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以及亚洲国家的350余名代表参加。

1967年，英国医学社会学家托马斯·麦克基翁的研究发现，英国过去150年里结核死亡率一直在下降。在这期间，医学领域取得了三个重大科学突破——发现结核杆菌、链霉素和卡介苗，但是英国结核病死亡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与这三项突破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英国结核病死亡率持续下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麦克基翁认为，是营养、卫生和社会组织能力的作用。

2007年《英国医学杂志》做过一个调查，评估生物医学领域过去160多年最重要的科学突破是什么。人们熟知的抗生素、疫苗、麻醉、DNA等都榜上有名，但名列第一位的却是卫生。

外科界有位牛人，就是首次成功在人身上完成心脏移植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他在1996年一次世界外科大会上说，三种真正对人类健康有贡献的人是：抽水马桶发明者，解决了人粪尿处理的问题；压力泵发明者，解决了自来水的问题；还有一类人，就是最先使用塑胶布做房屋地基防潮材料建筑业者。巴纳德认为，这三类人对人类健康的贡献比所有外科医生加起来都要多。其实，这些工匠背后的医学理论就是——卫生。

100多年前，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改善公众健康，最好能做的就是改善人们的环境卫生，预防传染病。从此，卫生和公众健康走到了一家，形成了今天公共卫生的内核。作为医学活动曾经的主角，公共卫生为人类征服传染病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么，它在现代医学中境况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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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变“矮子”

现代医学的崛起，其核心是临床治疗的昌盛，这得益于人类认识和征服传染病的第二条线路——微观认识和个体治疗的进步。

医学在微观层面认识的深入，首先得益于早前出现的显微镜（17世纪末），发现存在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的东西。1861年巴斯德发现发酵是外源性的微小生物引起的；1876年德国人科赫首次证明“细菌和疾病的关系”——炭疽杆菌就是炭疽病的病因。

其次，还有医学仪器的发展。最早的医学仪器算是温度计了，比如量一下体温，一看发烧了，就可以赶紧去看医生。现在的仪器很庞大，不能背着仪器到病人家里，我们就把病人带到了医院，从此医院就成了医疗实践活动的中心。然而伴随着医院崛起的，是公共卫生的衰落。

现代医学的体系可谓“三足鼎立”：基础医学，研究生物医学原理，为未来铺路；临床医学，主要是诊断和治疗；公共卫生，注重预防和人群科研。然而在今天，公共卫生这一“足”太短了，致使医学这个“鼎”站立不稳，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得非常明显。

现代医学是以科技武装的以西医为主导的医学体系，基础医学是研究的主力，临床是实践的主角。公共卫生有什么用？如果不是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公共卫生的存在，更不用说它是干什么的。不到100年的时间，公共卫生从昌盛到衰微，从“巨人”变成了“矮子”。

科技使人类进入了物质文明最傲骄的时代。科技的巨大成功使其思维方式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血液里，使我们更相信新奇的东西，轻视古老的常识性的东西。我们往往认为，“新奇的”就是最好的、最有用的，而传统的可能是迷信的、无用的。卫生是100多年前最先进的科技，用在控制今天的新冠肺炎一点都没有过时，可是很多人一开始很难会相信它。

“分割”是科技另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各专业的人员多是专才，不是通才，很难把握全局，很难为整体决策拍板。另外，知识和科技作为巨大的生产力，也可以成为巨大的赚钱工具，利益经常会扭曲真理，经常使得我们对信息真假难辨，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情况下决策的困难。

这是当下、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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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再立新功

科技主导的现代文化决定了我们控制这场疫情的总体思路。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 (Bruce Aylward)在疫情之初的担忧表达了多数人的想法：“在应对这场瘟疫的准备和计划中，我犯了和很多人同样的错误，带着很多人同样的偏见，认为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我们怎么能控制住这场世纪瘟疫？”